和光裕在一起的日子
发布时间：2011-04-11 12:13:25
发布人：
渔翁
和光裕在一起的日子
－虞光裕逝世四十周年祭
这篇文章是2010年我执笔代老母亲写的，用来纪念逝世四十年的老父亲。父亲去世时我才刚满19岁，小时候父亲肩负重担，整天忙于工作，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限，我17岁时下乡，临走也没能看上父亲一眼。当时父亲被关押在牛棚，我也年经，又在那个文革动乱年代，也说过一些令父亲伤心的话，扭头就走了，回家探亲也没去关押父亲的地方看过一次，都是我的小弟和妹妹经常为他们送些衣物与香烟火柴等用品，现在想来都心里难过。还好我回城工作后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做了四十年与父亲类似的工作，有些小成就也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了。文章中的事都是妈妈为我们讲述的，信手写来，也了确了母亲对父亲的一份思念，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净化。
四十年了，光裕如果还在，今年应该是92岁了。如果他在九泉下有知，看到今天的606所，看到我们自己昆仑、太行翱翔蓝天，看到设计室里联成网络的计算机群，看到试验基地里一排排新厂房，看到配套齐全的各种试验设备，他会笑醒的。他会起来，穿着他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骑上那辆旧的脚闸自行车，带着那块最便宜的欧米加表，摇着那条金属钥匙链，迈着那内八字的脚步，走进设计室和报告厅，爬上装配架和试车台，看看计算机里的设计图纸和计算数据，听听后辈们的学术报告，帮正在装配的新发动机拧拧螺丝，打打保险，听听试车台上的新发动机轰鸣声，摘下眼镜仔细阅读试验控制计算机里跳动的数据和曲线，他会像个孩子那样乐开怀的。
光裕是个知识分子，全面抗战爆发那年他在苏州中学高中毕业，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报考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成为了中央大学首届公开招生的航空工程系的学生。从那里起，他就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航空事业。四年大学、三年工作、五年的国外实习，直到1949年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才回家看望了一次父母。
我和光裕是老乡，他大我五岁，但是小时候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相识是在他回国后第二年在一个亲戚家偶然发生的，当时他在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我在华东军区主管财务工作，年轻人嘛，话题相投了相谈就没有了拘束，我钦佩他学识渊博，他喜欢我聪明伶俐，心中的爱被对方唤醒了，双方的组织上也出面做工作，我们就迅速地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上海是解放台湾的大后方，我们各自的工作都非常繁忙，他们负责维护东南沿海的机场设备和飞机，我们负责华东军区前线部队的经费保障，虽然办公地点相距不远，但是他们经常是要去机场现场工作，有时一走就是几天，记得是我们结婚的第五天的半夜里，国民党的空袭炸坏了机场，光裕被单位的领导叫走，一个多月后才穿着一身滿是油污的军装回来找我，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呀。
1951年初，他们到南京集中学习，我到他们那里去休产假，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除夕的夜里，因为难产，我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不久，光裕就把我送回了上海，自己把带回来的钱除了留给我的生活费以外，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事业，自己也主动申请到了沈阳，为抗美援朝战争去修飞机了。那时抗美援朝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啊，我怎么能落后呢，八个月后，我也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追随他来到了沈阳。
后来我才知道，光裕到沈阳以后不久就改行了，从修飞机改为修飞机发动机了，当时走在111厂区里，听到发动机试车的轰响，我吓了一跳，问他是什么声音，他告诉我是修好的发动机在试车，由于当时没有消音设备，发动机的试车声音震耳欲聋，他告诉我这个厂是专修飞机发动机的。我那时还不懂啊，问他你不是修飞机的吗？修发动机你会吗？他说，现在没有人啊，别说学过飞机发动机的，就是我这样学过飞机的人也不多啊，好在我在英美还看过呢，领导把我留下来，就是信任我，我就边学边干呗。在说现在还有苏联专家呢，我再找点专业书籍学嘛。你没来这几个月，我白天跟着苏联专家在车间里学着处理技术问题，又能学俄语，又能学技术，晚上就睡在厂里，边跟现场，边读专业书。光裕就这样，利用自己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很快掌握了飞机发动机的设计知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已经能够独立地处理各个型号的苏联飞机发动机修理中的设计技术问题，成为了111厂的设计科代理科长。协助当时的111厂厂长李兆祥、总工程师许锡赞同志为我们年轻的空军组织修理了几千台发动机。以至于后来仿制苏联飞机的时候，飞机方面的许多领导和他的老同行徐舜寿同志等多次要他归队去搞飞机，都被领导拦下了，不让他走。光裕也对发动机有感情了，也不愿意离开了。
光裕和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也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前，苏联专家特地来我家做客一天。他们佩服光裕的学识、能力和钻研精神，称赞他为“很好的设计师”。光裕也在苏联专家身上学到了很多发动机设计知识，为后来的自行设计制造“喷发－1A ”和“红旗二”发动机，乃至筹建设计室和组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和发动机试验基地打下了很好基础。
我是学商业会计的，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光裕就对我说，以后要跟他到工厂，就要学成本会计，给我买了《成本会计》的书要我学习，后来到了工厂真的用上了。1952年领导又要我去做基建计划，我不愿意改行，光裕又鼓励我，现在搞建设，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你又聪明，找些书来，边学边干嘛。这样一干就是13年，111厂的903基地，410厂的接收与基本建设，606所的接收与基本建设，特别是606所的试验基地建设的规划与实施等重大建设项目，我都作为骨干参与其中了。特别是在六零六所试验基地建设中，是最困难的建设项目。当时正好赶上国家经济困难的年代，国民经济计划全面调整，试验基地项目虽然整体建设规划没有被砍掉，但是，具体的项目也被砍掉了不少。
现在大家在试验基地上是找不到102号厂房的，而只有101-2号简易厂房，这是全台压气机试验器的厂房，是试验基地的一个最重要试验设备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就是调整产生的结果。当时由于光裕不是党员，讨论调整项目计划的党委会他是不能参加的，当时有人提出，压气机试验可以在410厂的平面叶栅试验器上做，这个全台压气机试验器就被砍掉了，厂房也同时被砍掉了。这个厂房就是102号厂房。上报后，刘苏所长在向光裕通报这个情况时，光裕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回到家里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因为刘苏所长在听了他的意见后，非常惋惜地告诉他，已经不能挽回了。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厂房建设计划都要由国家计委批准，国家建委才能给予立项施工，三机部才能批项目资金，最后才能落实到施工单位来建设。当时全台压气机试验设备的制造已经全部投料在加工中，没有厂房也就等于没有安装的地方啊。那天晚上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我灵机一动，想骗他先安静下来吃饭休息，慢慢再想办法，就对他说，那你就给我讲讲这个厂房的重要性，也许你求求我，我会给你变一个出来呢。他说，真的吗？那好，我给你讲。那天晚上他就从压气机对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到试验器对新型压气机设计的重要性，讲到这个全台压气机试验器是整个试验基地的最重要的核心设备之一。整整讲了一个晚上。说实在话，他讲的那些技术术语，我现在也没搞懂多少，只听懂了一句话，就是这个试验器，和410厂的那个平面叶栅试验器完全不同，是不能被替代的，而且没有这个试验器，六台空压机的气源就要闲置一半以上，特别是试验基地就不能称得上是航空喷气发动机试验基地了。这回该我犯难了，怎么解决啊？实际上我边听边在想办法，当时我已经在111厂、410厂搞了十年基建规划了，所有的立项、批复、实施的全过程我是全清楚的，国家机关也没少跑，人头也比较熟，要在这里面插上一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的。我就对他说，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就是变通个办法，搞个附属工程项目的立项报告，到北京去批，但是这个立项非常困难，要所领导出面，我具体操作。如果能够成功最好，不成功也不要埋怨我。他一听就兴奋的跳了起来，说：好，我去找刘苏所长，让他出面，带你去北京，一定要把项目批回来。
后来刘苏所长听了也很高兴，经过了充分准备，我跟随刘苏所长到北京，找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三机部，项目是批下来了，但是资金却没批，因为资金砍掉了是找不回来的，而且当时各方面的资金缺口都很大。没办法了，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刘苏所长问我，这没有钱，厂房怎么盖啊？材料从哪来？施工费从哪儿来啊？狄筠同志啊，在机关你大包大揽，没有钱也能干，能行吗？我告诉刘苏所长，我一个人当然不行，要所领导支持就能行。回来后，我做了个详细工作方案报所领导批准后开始了实施：
利用104厂房的一面外墙，做这个厂房的一面墙；
其他三面墙的砖是利用原规划中其他厂房的内墙砖和原规划的花坛用砖，而其他厂房的内墙则用板皮做的，原规划的花坛也减掉了；
钢屋架、导轨和四扇大铁门是从工厂计划中上报一批钢材解决的；
减掉了原规划的自行车棚，用自行车棚棚顶的瓦楞铁做了这个厂房的屋顶；
厂房的安全围墙用的是原0307基地移交的报废的屋面板；
水泥是与施工单位协商：报废一台空压机基础（假的），重新向上级申请了5吨水泥，解决了厂房的地面、屋面板围墙的勾缝、屋面板的裂纹的修补等问题。
就这样，在刘苏所长、苗逢润副所长、刘成勋处长的领导下，建起了全台压气机试验器厂房，也就是现在的101-2厂房。这样建的厂房能不简陋吗？
后来所内很多同志不理解，文革时还专门为此事批斗了光裕，让光裕和当时基建处长刘成勋同志在这个厂房门前跪了半天，问他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厂房建得这样简陋？但是光裕却对这个厂房情有独钟，多次和我说，这个厂房是你立的一大功，有了它，这个试验基地才相对完整，才能称得上是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试验基地。就是在这个厂房门前下跪回来后，他也没有半点怨言，只是说群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要怪他们。
后来所里很多领导也问过我，也告诉过我这台试验器在新发动机部件试验中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我对这个试验器的作用到现在也搞不懂，只是感觉这是我们夫妻合作的一个结晶，就像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一样。
我和光裕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是他带我走进了航空发动机工业这个圈子。他为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拼命奋斗了二十年。他是一个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单纯，作风纯朴，“落后就要任人欺凌”这个概念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他说过，那个年代没有出过国的人是体会不到他们在国外被人看不起的苦恼的。所以，他回来后，就是想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出来，建设一个强大的，不再任人欺凌的新中国的。为此，他不计较个人的职务高低，待遇多少，不怕被人误解和改行，努力把自己溶入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建设大军中，为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勤奋地耕耘着。喷发—1A、红旗二、涡扇五等一个个发动机型号在他领导的团队中诞生，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在他担任工艺总承包的团队中建成。这些成绩他从来都不个人独揽，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都当成动力，鞭策他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我还清楚的记得，1970年4月当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时，举国都在庆祝，他从劳动现场回来，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失声痛哭，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没有把自己的航空发动机搞好。
去世前最后一次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得知要解放他出来工作，兴奋地和我谈了一夜。第二天我要他不要再去基地的劳动单位了（他的痔疮病犯了），就在家休息休息，准备今后的工作吧。他说，他还要找各研究室的领导谈话，了解情况，便于以后要抓些什么工作、布置任务等等。他还是坚持去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受伤住院昏迷了近五天，昏睡中还不断地呼喊着他的发动机部件代号，却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丢下他心爱的航空发动机事业，他不舍啊。
这些事已经过了四十年了，今天想起来，就像还在我的眼前。现在我也须须老唉，今天说这些事，也只是为了了确心中的一个思念，告慰九泉下的光裕――我亲爱的丈夫。看到今天606所的发展，我们这些老战士，也难掩兴奋之情啊！
作者：狄筠（虞一宁执笔） 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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