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世功先生来一中任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1958年会以“恶毒攻击”罪定为“极右”，闹得全市闻名。而后，劳动改造，利国采矿，如是数年，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重新站在讲台上。“文革”开始后，批倒斗臭成为“死老虎”，发配南园效力，又辗转到茶棚开山。一声春雷，1979年冬，53岁的他彻底平了反，否极泰来。于是恢复了教务处副主任的职务，于是当了校、局、市、省先进，于是成了全国教育系统劳模、特级教师，着实风光了一阵。刘禹锡的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仿佛就是赞他的晚年。

　　每当想起他这离奇的遭遇，我总会有人生无常、幻灭不定的感喟。然而，不论是沉是浮，他苦读、敬业的精神却始终如一。在一中，说他影响了几代语文教师，这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特级教师，省里对张先生的评语是“学有专长，教有特色”。这的确是确评。大凡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的博闻强记的风采所折服。平素，古今中外，有书即读，古文、诗词、曲艺，张口就能背诵；谈起《红楼梦》如数家珍。不过，“学有专长”主要还是指他精于文字学，旁及音韵、训诂。他说：“我用三年时间，细读了《段注〈说文解字〉》，并把相关资料抄写在这部书的书眉上。”从乾嘉学派的钱大昕、阮元、高邮王氏父子，到杨树达叔侄、王力、唐兰等人，凡有关文字学的著作，他都涉猎，并记有笔记。一中图书馆所藏的顾炎武《日知录》、郝懿行《尔雅注疏》，保存了他阅读过的笔迹。 这些书，青年教师是不愿光顾的。而他学起来却津津有味。 晚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读破》的读书笔记，对于古文中“一字多音、随声分义”的读破现象，作了详尽的介绍，对文言文教学极有帮助。

　　他常对青年教师说：“文字、音韵是学好、教好母语的工具。我们应该掌握它的常识，否则讲起课来容易犯游谈无根的毛病。”

　　七十年代末，我到进修学院兼课。备课时遇到庄子《逍遥游》一段话：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对“而”作“能”释不甚了然，向张先生请教。他挠了挠发光的头皮，沉吟一会儿说：“‘而’‘能’古声近，故通用。”并详尽地解说了二字的古韵部。接着又说：“在古代‘能’与‘耐’、‘得’亦通。《后汉书·赵充国传》‘胡马能冬’，即胡马耐冬。《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素不与曹参相能’， ‘相能’即‘相得’，即‘和睦’之意。有时间你可查一查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会帮你了解的更详尽。”真是问一解三，受益匪浅。

　　在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学习古文字常识。八十年代，课文相对稳定，于是我把高初中十二册教材中的古文常用字，按照音、形、义做了较详尽的卡片。读书，查资料，翻工具书，忙了一年。教材烂熟于心，大致掌握了文言实词的意义、发展变化，讲起古文来左右逢源。听课的青年人很羡慕系统化的教学，我便笑道：“心法是从‘老特’那里借来的。”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吧。不过，这种笨办法现在很少有人做了——人变得实惠乖巧起来。

　　“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张先生手不释卷，老年确实发挥了大作用。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上海《语文学习》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浅谈中学语文教师的业务进修》的文章。他据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提出：研读经典，背诵名篇，学点文字学和训诂的常识，读几本管用的教育学、心理学著作。重新提出“教师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碗水”的口号。文章深入浅出，具体切实，颇中时弊。此文至少在东南几省影响颇大。这一年《语文学习》让读者参与评选该刊发表的优秀论文。张先生的这篇论文以压倒多数被评为一等奖，为自己、也为一中赢得了殊誉。翌年冬，杂志社派专员采访张先生并约稿，他又写了《谈语文教师的教学语言》。

　　说起教学语言，我以为这才是他的当行本色，一生教学的重要特色。他的语言表达天赋高。普通话带有河北乡音，干脆、利落、犀利，再加上他善于化用古文、诗词乃至京剧台词，更增添了几分幽默和风趣。契可夫说“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又自诩“我能长话短说”。把这两句话移赠给先生，倒是很合适的。

　　平素闲谈，他的话很俏皮。他向人介绍“反右”前自己的身份：“我是林黛‘副’（即临时代理教导处副主任）。”逗得人人忍俊不禁。他用“一条瘦龙，两根青筋”讽刺上个世纪50年代文艺批评的形式主义（这句话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58年，有人给这比喻施了“换头术”，成为他“恶毒攻击”的罪状之一）；“文革”中挨批判，背后私下解嘲道：“我就是《打渔杀家》的那个教师爷，马杓儿里苍蝇——混饭吃的。您老就当我是个屁，放了吧。”在自轻自贱的幽默中，饱含着他的酸辛。

　　他的语言应变能力强。他常说：“锣鼓声中，别人搞突然袭击逼你上台，你要能现编台词，挑帘儿，亮相，几句念白就博得个满堂彩。”在一中语文组好像只有他有这种机敏的发言本领。

　　还是说说他的《谈语文教师的教学语言》吧。在这篇文章中，他力主教学语言要像京剧的念白一样甜、脆、帅。“甜”，就是发音字正腔圆，有韵味；“脆”，讲课要简截，不蔓不枝，吃水萝卜似的，嘎嘣脆；“帅”是传神、有魅力。他呼吁，教师要把锻炼语言当作最重要的基本功。

　　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语言技巧使听者常有如坐春风之感。

　　有一次，我们听他讲《殽之战》。其中一段：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当讲到“不顾而唾”时，他分析道：“‘不顾’，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不顾’。‘顾’，从‘页’，即转头。《礼记·内则》规定，不得在尊者之处唾洟。先轸居然在朝廷上唾洟，居然面对襄公，居然不转头而唾洟，真是薑桂之性。‘不顾而唾’，把先轸的愤怒到极点的形象活画出。事后，先轸后悔自己的失态。在对北狄的战役中，免胄作战，结果战死，以此表示谢罪。确实又迂不可及了。”听者无不动容。

　　每年指导高三填报志愿和考前动员是张主任对高三学生最精彩的临别“演出”。40分钟的报告，要言不烦，又有声有色，句句都说到了学生的心里。会场上有时鸦雀无声，有时又欢声雷动。真是主任台上说法，舌生莲花，学生人人微笑，颔首，顿悟。可惜这种讲演一中已后继乏人了。

　　张主任很重视语文教法研究。他主张在传统教法的基础上另出机杼，方法要切实、具体、简便、管用，反对空疏，反对乱提口号。晚年提出语文教改重讲读的做法。具体地说，要把讲读与点拨、提问、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现在时髦的话，即既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以学生为主体。

　　他说：讲，分畅讲、精讲、概括地讲三种。教材难，学生启发不动，可以畅讲；学生已开动脑筋，却理解不透彻，可采用精讲，使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得着”；讨论时仍不得要领，不能贯通，可概括地讲，以帮助学生理清思路。三种方法，要因课而异，不可偏于一隅，缘木求鱼。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85年秋，局里某大员检查工作，由张主任陪同听我讲《记念刘和珍君》。根据学生预习情况，我觉得这一课难度大，又是经典之作，二、四两节便采用了“畅讲法”，由我痛快淋漓地读讲，中间很少提问学生。课后，这位大员的评价是：功底不错，教法陈旧。下午照例开会总结。张主任谈到我的课时说：“王老师平素对鲁迅作品理解较深，在讲读时抓住关键，一词一句地分析，挠到同学的痒处。真是讲的得意，听的忘言；学生诵读时饱含感情。这，就是教学效果；这，也是启发式。教改要讲究实效。不能像贾母看戏一样，只图热闹。”间接地回答了大员的批评，也阐释了他对教改的看法。

　　由于多年的读书浸润，他对“传统”二字颇有感情。他说：九经三传的注疏，可以借鉴来丰富我们的讲读。旧注疏分讲解、注释、评论三方面，讲读可以再加上点拨。所谓“点”，即删繁撮要，一语破的。其作用是确立讲解目标，说出精妙之处，便于学生听课笔记。

　　勇于改革的老师往往嫌先生的教法陈旧，我却觉得这方法简便实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教者须有广阔的知识背景，文乎一点的说法：要“腹笥甚丰”，施教时才能因势利导，左右逢源，才能创新。古人云，文无定法，教亦无定法。万不可胶柱鼓瑟。君不见，令狐大侠学了独孤九剑后，神而明之，以无招胜有招乎？

　　张先生已逝去多年，墓木已拱矣。我觉得他的幽灵却似乎还在一中校园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