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现新浪网“李重的博客（千里）”发布一篇题为“我的好友赵凯的爷爷陕西省省长赵伯平” 的博文。这篇博文载有赵伯平的标准照和简历介绍，并附有作者李重与“赵凯”的合影。但是，这个“赵凯”不仅不是赵伯平的孙子，而且与赵伯平家族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赵伯平夫妇总共生育过七、八个孩子，但由于家境贫困以及赵伯平投身革命后很难顾及家庭，所以仅1921年底和1940年初出生的两个女儿幸存。解放初期，赵伯平夫妇曾经想要领养一个社会孤儿，被机关干部提醒说“你们的大女儿生了那麽多孩子，要一个带在身边就行了，那是你们自己的骨肉，到底比别人的孩子亲”。赵伯平的大女儿当时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至1956年，赵伯平的大女儿总共生育六男三女），于是赵伯平夫妇便将大女儿的第二个男孩子（排行老四）带在身边，几年后，又要来大女儿排行老六的第四个男孩子自己抚养。为了明确这两个外孙在自己晚年及身后事务上的名分与责任，赵伯平夫妇将他们自幼就改姓为赵（赵伯平的长婿牛卫中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1963年2月病逝前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 。  

       赵伯平夫妇的小女儿1970年结婚后生一儿一女，女儿随父姓，儿子随母姓。

       1963年2月，赵伯平被迫接受了一个被人把王华伪证成自己儿子的骗局，在明知王华不是自己儿子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允许王华以自己儿子的名义进家并改名“赵景凯”。这场给赵伯平及其家庭造成数十年烦恼的骗局至今没有正式了断。

       有人认为那个冒充赵伯平孙子的“赵凯”可能是“赵景凯”的儿子，所以尽管“赵景凯”不是赵伯平的儿子，但只要赵伯平“与赵景凯”之间还存在着哪怕是假的“父子”名分，就不好明确地把“赵凯”视为骗子。

       “赵景凯  ”（王华）生于1939年底，1970--1972年间结婚，只生有一个女儿。其1992年离婚后即使很快再婚也不可能有“赵凯”这麽大年龄的儿子。所以虽然可以确定李重发布的“赵凯”其人衍生于近五十年前“赵景凯”那场骗局，但化名“赵凯”的这个人绝对不是“赵景凯”的儿子。而且查遍赵伯平的堂兄弟主持编纂的起自赵伯平的祖父辈、包括近年来刚刚出生的赵氏婴、幼儿在内的七代各支脉谱系，也不见“赵凯”这个名字。所以“赵凯”毫无疑问是与“赵景凯”关联的又一个恶意招摇的骗子。

       下面是王华变身为“赵景凯”的起因与经过

      1941年底或1942年初，赵伯平的夫人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地，赵伯平时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但很快调往延安工作）生一男婴。因赵伯平夫人产后病重，便付酬将孩子寄养在距马栏西北约十公里陕、甘交界处董家店王庆喜家（王庆喜是陕西淳化润镇西坡村人，当时因家族矛盾举家外迁至此），几天后孩子夭折，省委机关派人核实情况并处理完善后事宜此事即了结。1961年夏季，有人无意间向赵伯平表示了关于当年孩子是否确实死亡的疑问，引发赵伯平寄望万一的心思，于是通过省公安厅找到解放后落户在陕西礼泉县的王庆喜，对其两个儿子的情况进行核实了解，以确定是否系赵伯平的儿子。为了保证调查结论客观真实，调查人员没有透露核实了解王庆喜之子相关情况的原因，所以王庆喜及一应有关人员在并不知道为赵伯平寻子的前提下提供陈述的情况证实王庆喜两个儿子都与赵伯平无关。

     但赵伯平对公安厅的调查结论心存侥幸，于是在1962年二、三月间几次直接与王庆喜面唔，王庆喜这才知道此前公安人员了解其子情况的真实原因。但此时的王庆喜要么是还没有产生伪证王华身份的欲念，要麽是突然间来不及编排一整套伪证王华身份的复杂说辞，所以很坦诚地说明王华不是赵伯平之子（王庆喜对赵伯平说：“赵书记，王华确实不是你的儿子。我也知道王华跟了你只有福享没有罪受。但这个娃不老实，爱说假话，给了你你以后会后悔的”）。至此赵伯平才接受了公安厅的结论，并为了避免产生负面影响而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中止因此事与王庆喜家人发生的联系。但赵伯平老伴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固执地认为王华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在1962年五月间背着赵伯平找来王华以母子相认，由此与赵伯平发生严重矛盾冲突。只是由于赵伯平态度非常坚决，其老伴才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收认王华为子的念头。但王庆喜很快了解到赵伯平老伴误将王华认作自己儿子这一情况，并且终究没有抵御住某种利益诱惑，萌动了把王华伪证成赵伯平之子的冲动并酝酿把这场骗局付诸实施。

       1962年，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因病在大连修养，所以这一年赵伯平作为陕西党、政第二号主要领导人工作非常繁忙。除了省内的日常工作外，赵伯平三月底至四月中旬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七月底至九月底整整两个月先后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无暇顾及老伴约见王庆喜之子王华事，没有就老伴以母子关系约见王华的事向王庆喜直接表态并作必要解释，这无疑是促成王庆喜决定伪证王华身世并冒险孤注一掷予以实施的客观原因之一。

     但是，王庆喜因其已经当面向赵伯平明确否认王华是赵伯平之子而不便改口，所以只好坐等赵伯平方面主动来人重新调查，以便伺机翻供。不料自1962年5月赵伯平老伴私自约见王华后再没有人为此事找过王庆喜及其家人，致使王庆喜不安起来。他生怕错失把其子伪证成省长之子的难得机会，所以在自己不好直接改口的情况下，于1962年11月间一方面唆使其长女王香莲（王华的姐姐）从礼泉到西安直接向赵伯平夫妇“出首”其兄弟王华就是赵伯平之子的所谓真相，一方面亲自返回已经离别约二十年的淳化原籍，与其兄王庆祥等人串通伪证说辞，以防有关方面重新调查王华身世时族人与其口供不一而漏了真相。

      1962年11月14日晚间，王香莲在赵伯平住处对赵伯平夫妇“出首”说：王华就是你们的儿子，并且心虚地表示“不要再查了，查也查不清”。其实王香莲心里明白，王华的真实身世一查就清（赵伯平当时的秘书刘云岳在场笔录了这次谈话内容）。

      本来，由于赵伯平坚决以公安厅调查结论为是的强硬态度，其老伴已经打消了认王华为子的念头，夫妻矛盾已经消除。但王香莲的伪证供述却重新激起了赵伯平老伴必欲收认王华为子的颟顸心态，于是夫妇间缘于王华的矛盾再度爆发。（从现今保存在档案机关的材料来看，由于王庆喜方面炮制的伪正材料通篇存在致命的漏洞和拙劣至极的自相矛盾，根本无法吻合当年的真实情况，所以这场骗局原本不可能得逞。但是当时党内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以及这起事件对赵伯平政治命运产生的重要影响却给王青喜策划的这场骗局得逞造成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机会）。

     在1962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制造了“刘志丹”小说事件，习仲勋、贾拓夫以及刘景范被打成反党集团。全会期间西北组的中委成员被迫表态与习仲勋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时，赵伯平是唯一拒绝揭发批判习仲勋反而认为“习仲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全会结束赵伯平回到西安，在10月25日召开的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传达完十中全会会议精神后便因为拒不揭发批判习仲勋而遭到揭发批判。11月17日，省委三届五次扩大会议的总结和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指责赵伯平在所谓习仲勋问题上“斗争软弱无力，有盲目的地方主义，犯了严重的组织性错误”。12月底，中共中央免去赵伯平省委书记职务；1963年元旦后不久，广播电台和报纸报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赵伯平省长职务、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公告。这样的政治背景成为王庆喜就王华身份策划的骗局能够得逞的契机。

     1962年11月14日王香莲“出首”王华是赵伯平之子时，正是赵伯平正在党内遭受批判并形成严重结果的时候（当时社会上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王香莲此时来西安伪证王华身世简直是鬼使神差的巧合）。.王香莲的伪证再次激起赵伯平老伴颟顸的念想后，其实并不打算离婚的老太太先是以离婚逼迫赵伯平收认王华爲子，看到赵伯平不为所动后老太太又以不随赵伯平迁居北京要挟。这一招对已经六十余岁且身份地位都很特殊的赵伯平果然有效。由于中央的调令已经公布，赵伯平不能在西安过久耽留，必须尽快举家进京以便开始新的工作。但是认子心切却对赵伯平政治生涯变迁的严重性并不理解的老太太却固执地扬言与赵伯平分居北京、西安两地。迫于无奈的赵伯平为了使老伴顺利地随己进京，只好同意再就王华身份问题进行调查。1963年1--2月间省委决定由四十年代就与王庆喜认识的张仲平组织第二次调查，于是此前王庆喜返回故籍与族人串通合谋炮制的一整套伪证供词很快呈现在了赵伯平面前。面对那一整套拙劣至极的伪证材料，政治上正处于逆境的赵伯平为了平息夫妇矛盾尽快顺利进京，思忖再三迫不得已在明知王华不是自己儿子的前提下同意王华进自己家门并改名“赵景凯”。1963年8月，王华以“赵景凯”的新身份随赵伯平全家迁居北京。但是，赵伯平于1964年9月给中组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在家庭主要成员一栏中填写了几个兄弟、两个女儿和长女婿牛卫中，却只字未及“赵景凯”。其时，赵伯平的长女婿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半之久，而王华改名“赵景凯”进入赵伯平家门恰好也是整整一年半（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63年2月间）。在这种情况下，赵伯平仍然把已经故去18个月的长女婿及几个同父异母兄弟视为家庭主要成员却只字不提进入家门18个月之久的“赵景凯”，并且直至1993年去世都不让“赵景凯”这个名字进入自己的组织档案，表明了赵伯平在三十年间始终否认赵景凯是自己儿子的郑重其事的严正态度。

     “文化革命”开始后，赵伯平被康生和江青确定为要打到的88位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所以1966年11月即被“停职反省”。1967年1月，赵伯平被陕西方面的造反派从北京揪回西安批斗；2月与习仲勋等人被陕西有关方面宣布实行“军事监管”，在西安被隔离监管整整六年。1973年初，赵伯平被转回北京继续隔离监管至1975年5月，随后又流放湖北沙市三年，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3月回到北京。

     1967年1月赵伯平被揪回西安后，“赵景凯”为避免受赵伯平的牵连，立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说明自己不是赵伯平的儿子，其父也在陕西方面扬言赵伯平“倚仗权势强夺其子”。所以整个文革期间，始终对赵伯平家庭秉持异心的王华与 直到1975年4月还给中央呈送报告必欲把赵伯平诬陷为叛徒的“中央专案组”人员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而“中央专案组”尚未撤销并继续阻挠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时，王华竟然把汪锋同志为赵伯平平反而四处奔走活动的情况暗中报告赵伯平专案组。

     文革后  ，王华又变过脸来，利用赵伯平的声望和影响疯狂地以“赵伯平儿子”的身份在高层党、政机关和领导人中以及相关社会方面招摇撞骗，影响很坏。古人云：作伪心劳。王华数十年间时时提心吊胆遮掩身世真相，以“赵伯平之子”的身份到处招摇其实心理压力也不小。所以他经常会按捺不住释放心底淤积复归真实自我的的冲动，忍不住对他自以为可信的朋友讲“我的亲生父亲不是赵伯平”或“我不是赵伯平的儿子”。而相关组织方面及赵伯平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清楚王华身世真相，所以赵伯平去世后党史部门在他的传记中介绍家庭成员时选用的照片及文字说明涉及赵伯平的夫人，两个女儿、女婿以及自幼随赵伯平生活的几个外孙，同时录用了赵伯平的兄弟和侄儿的回忆文章，但只字不提“赵景凯”其人，也没让他的身影在书中出现，更未约请他撰写回忆“父亲”赵伯平的文章。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赵景凯”是当年身处逆境的赵伯平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的骗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