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在南京举办的全国拳击联赛打死了两名运动员，国务院下令停止拳击运动，解散各地专业拳击队，广东也不例外。17岁的我面临何去何从。省话剧团和珠影两个部门都看中了相貌还算英俊、身手还算敏捷的我，都想动员我到他们那里去。最后，我选择了珠影。不久，被保送到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学习。3年后毕业回到珠影，正好遇上筹拍《大浪淘沙》。导演伊琳看中了举手投足间透出的那点知识分子气质吧，于是，我这个从未上过银幕的新手摇身一变，饰演优柔寡断的老四杨如宽。
第一次拍电影，很兴奋。导演叫我从巴金小说中去体会旧时代知识分子由“革命”狂热转为消极颓废的心态。我就借来书，一本一本地“啃”。有一天，突然宣布“停机”。原来，胶片用完了。那时，全国上下经济困难，电影胶片据说是用猪肉向苏联换的。而国内肉类供应已十分紧张，城市要凭票证限量买肉，农民的饭碗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粒肉星星，难怪伊琳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每格胶片，都是人民的血汗。”拍摄时，耗片比要严格控制在2：1。
演职员们各回各单位，我被派去阳江搞“四清”。几个月后，有胶片了，又把大家召回重新开机。几个月后，胶片又用完了，依然去阳江搞“四清”。过了几个月，新胶片又运到，摄影机又开动了……
中南局书记陶铸很关心《大浪淘沙》，经常到珠影了解拍摄情况。厂领导乘机提出改善设备、器材方面的要求。陶铸基本上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厂领导向陶铸抱怨厂区有条道路狭窄难行，第二天，隆隆的推土机就开进了珠影。
1965年，《大浪淘沙》终于拍完。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南来广州审片。导演、主要演员也都在场。陈毅看完电影后使劲拍着藤椅扶手，激动地说：“我赞成！”40年前的情景，我迄今仍记忆犹新。
电影拍摄期间，摄制组曾去拜访原作者、时任上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的朱道南。他请大家吃饭。有道菜名很特别：服务员将热汤浇到锅巴上，“呼”的一声，白气带着浓香腾起。朱道南介绍说，这道菜叫“平地一声雷”。
大约过了半年，政治生活中真的“平地一声雷”———“文革”开始了！《大浪淘沙》尚未正式公映就被诬为“大毒草”受到公开批判。当时，最大的“罪名”是“为陶铸树碑立传”：原作的主人公名叫“公金寿”，把“公金寿”改作谐音“靳恭绶”。“造反派”们认为，“金”字加“寿字”是“铸”，“金公寿”即“铸公”即陶铸。其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8月出版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写的全是山东人朱道南自己的经历，与“文革”之初即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湖南人陶铸毫不相干！
1978年，《大浪淘沙》解禁公演。有人曾统计过，当年《大浪淘沙》的观众竟多达20多亿人次！特别是五六十岁的观众，许多人先后看了三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