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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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作品评论

发布时间:2010-10-05 17:18:41      发布人: 天堂天使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1).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2).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3).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别传》的动机:
  余英时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1,《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2,《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权不足以王。3,《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时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明之心,而壮清迁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窥见矣。
  其实,陈氏并无更多的寓意,只是讲明“钱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联系到钱穆《师友杂忆》中记陈夫人赴港事失实,更可见余氏过于神经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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