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5日，马福元伉俪参加“我们的三十年”深商夜话暨联谊晚宴。（本版图片由赛格集团和深商联“深商口述史”团队提供）

深圳晚报记者 曾惠怡

马福元走了，曾在鬼门关前趟过两回都险胜而归的他，这次永远回不来了。

6月9日0时55分，马福元因心脏、肝肾器官衰竭，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与世长辞。

马福元是赛格集团的创始人，也是深圳华强北从售卖发票之地变迁至“电子第一街”的见证者，更是中国电子工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奠基人。在马福元84年的人生中，经历过兵荒马乱和电子工业的崛起，他是深圳特区的开拓者，对深圳外向型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马萧萧

晚年的马福元，就居住在华强北群星广场的一栋高层楼宇中。卧室里的窗子正对着赛格广场，窗外，满眼都是华强北。

去年国庆节，马福元伉俪还到华强北电子市场那条街上转了转，街头人声鼎沸，两位老人眺望赛格科技工业园、赛格广场，拍了几张照片作纪念。这是马福元伉俪，对华强北和赛格工业园的最近一段记忆。

华强北，是中老年马福元仍燃雄心、挥洒热血的奋斗之地，如今它在中国电子工业举重若轻的地位，少不了这匹伏枥老骥的功劳。在此之前，马福元曾任国家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局长，一个标准的“京官”；其祖上三辈皆务农种地，一个标准的贫下中农。欲捋顺这个激励人心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31年3月，马福元出生于哈尔滨双城县。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毗邻当时日军统治东北的中心地带，双城县饱受枪林弹雨的摧残，那时候的马福元，才半岁。

这座不幸沦陷的小城，后来在凄风苦雨中挣扎了14年，也走出来许多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马福元的童年和多数东北孩子一样，饱受日军奴役，整天都绞尽脑汁与日本兵抗争，挖过陷阱坑、埋过手榴弹、抢过糊口粮。

并不是因为他们胆大于身、不避斧钺，而是在那个“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年代，抗争是生命所需。在战争中，小伙伴拿着炸药包就点，这是要命的事，炸药爆了稍微跑慢一点，人就被炸死了，所以，马福元那辈的孩子大多活不过14岁，“13、14岁的，常常出去就回不来了。”

回忆起在抗日斗争中扛过来的岁月，马福元不禁感慨：“东北的孩子，那时候我这么大的，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活不下来的，就没了，剩下来的都是硬邦邦的。”

1948年，解放军组织了辽沈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4个主力兵团，那是中国命运的决战之年。也是马福元命运的转折之年。

17岁的马福元在兆麟中学参军不久，就被调往沈阳东北军工局，分管材料处，自此踏上政途。“在东北办军工厂时，造炮弹、做炸药、搞试验。战士们在炮火中冲锋陷阵，我跟随部队观察、记录炮弹轨迹，看到过很多年纪轻轻的战士倒在血泊中，而我却捡回一条命。”

然而东北军工局的日子，并不是最苦的日子。

自1951年东北军工局撤销，马福元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奔波，他先后在中央兵工总局、机械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工作，时常在北京、四川、重庆、武汉等地的军工厂蹲点考察，直至1985年。

对马福元来说，1985是命运转折的一年。

老马识途

深圳特区成立后，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新风”已从毗邻的港澳地区徐徐吹来。吸引了一批电子工业企业相继来到上步工业区安营扎寨。然而，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电子企业技术力量分散、规模小、产品批量少、投资回收周期长，养家糊口、过个小康日子绰绰有余，但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与国际大集团平分秋色，则相去甚远。

为此，深圳市委决定，将上步商区已有的电子小企业加以整合，形成规模优势。时任市委书记梁湘给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请求电子工业部党组就此事进行研究和部署。

1984年12月，江泽民主持由155人参加的特区电子工作会议，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定下基调。经过讨论，达成会议共识，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蓝图中，既为支持特区电子工业建设实现发展规划目标，也为发展内地电子工业服务，特区电子工业要引进新技术，开拓国际市场，设立服务窗口，加强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的工作。并决定马福元以电子工业部在任党组成员、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到深圳市任职。

当江泽民就此事征求马福元本人意见时，向来对组织决定无条件服从的老党员，没有半点的含糊，当即答应。1985年7月，马福元怀揣着电子工业部党组的信函，离开了他曾经工作了33年的北京，携带着一些简单的行李，匹马南下。

那一年，马福元52岁。

那一年，深圳仅是荒凉的边陲之地，那时的华强北街还算不上一条街，只不过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而已。

据《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一书记载，当年马福元乘飞机赶到深圳，落地没有停留，径直去向梁湘书记报到。马福元找到市委办公楼，来到梁湘办公室。他的第一印象是梁书记的办公室简单朴素，除了办公桌椅外，没有更多的摆设，但收拾得干净清爽。马福元看着眼前的情景，不禁想，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尚且如此简单，看来深圳确实处在初创阶段，一切都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