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蓝马的神仙伴侣般的生活应该是截止于那个时候吧——当上官云珠不再对蓝马的天才惊奇，而是以一种习以为常的眼光看待他；当她衣着光鲜地出入社交界，而被蓝马不屑一顾地品头论足；当她想一如既往地享受富有情趣的贵族生活，而蓝马却慷慨激昂地跟她讲述自己在重庆接受的先进思想的时候——上官云珠终于发现，原来他们在思想追求和生活方式上还是相差甚远的。蓝马身上的某种十分“红色”、激进的东西跟她当时的“中庸之道”很不相称，甚至会让她在有时无法忍受。


　　就在上官云珠开始对现在的感情开始反思，并由心底生出些许不满的时候，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兰心剧院经理程述尧悄然而至，使上官云珠与蓝马这段持续了三年的感情终以一记耳光宣布结束。


　　程述尧生于北京，言语谈吐中常常流露出北京人的温善和气，从没见他跟谁大呼小叫，大动肝火，而始终是儒雅的。也许这就是他跟蓝马最大的不同之处：他才智平庸，却能做个好丈夫；他没什么理想，但能给她带来柔软的安慰。


　　这时，上官云珠已经在方方面面疏远了蓝马，在生活上，蓝马过去的光华已经被很多细小的斑斑点点所遮蔽，黯然下去。继而，在两人的心中，更有日渐剧烈的隔膜赫然而生。 即便上官云珠心中是不忍的，即便蓝马是她曾经最最深爱、崇拜过的男人，即便他给她的最最炽热的疯狂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她还是“移情别恋”了。或许不能说那是一种“恋”，而只是她在而立之年后，为自己寻觅到的一个更好的归宿——她能够继续当大明星，做个“有产阶级”，并为自己的女儿找个日后可以依傍的父亲。


　　最后，在兰心剧院的后台，在话剧《红旗歌》即将开演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蓝马给了上官云珠一记异常响亮的耳光。相信它会伴随那段短暂而炽热的恋情，常驻上官云珠的记忆中，刻骨铭心。


　　就这样，蓝马愤然搬出了公寓，他貌似坚定，但事隔三十年后他仍在隐隐作痛——程述尧搬了进来，他的一口浓浓的京腔京韵让这座房子在后来的两年中充满了绵甜的味道，似红酒一般。


　　那一年，姚姚六岁了，已经能够像大人那样明明白白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她对这个新爸爸喜欢得不得了，因为两人脾气的高度契合，让外人看了还真以为他们是亲生父女俩。也许是因为跟妈妈脾气的对比，姚姚从新爸爸这里获得了一直梦寐以求的温善和慈爱。而程述尧对姚姚的疼爱也是发自肺腑的，即便是后来他跟上官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仍旧一如既往地疼爱着姚姚。以至姚姚后来干脆在自己本来完整的姓名前又加了一个姓氏——直到1975年她惨绝人寰地死在一辆重型卡车下时，她都一直叫程姚姚。


　　然而，上官云珠憧憬的舒适安逸生活并没能维持多久——他们结婚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新中国的诞生，在最初的一两年里对那些曾经的有产阶级或者资本家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他们仍旧可以住在洋房里，开着私家小汽车，但再过了一两年，他们终于真切体会到了时局的改变。


　　这时，这个“体态婀娜八面玲珑的美人”还是很美的，才三十岁出头，是风韵正浓的时候。可她却小心翼翼地收起了过去顶心爱的镶金丝边的旗袍，穿上了灰蓝色的人民装。一改过去的妖娆妩媚，而更喜欢表现出朴实无华。应该说，那时她很要求进步，像她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她做到了顺应历史潮流。在50年代初的那次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中，她甚至成了参加教育学习的积极分子。


　　可是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这种积极会跟她的婚姻扯上关系。1952年，“反贪污、反腐化、反盗窃”的“三反”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程述尧被人诬告贪污，接受调查。生性懦弱的丈夫还以为只要像解放前那样，破点财就能息事宁人，于是便匆匆承认了这条莫须有的罪名，还奉上了一笔重金，以期解脱。可结果，这种行为被视为贿赂，对他两罪并罚，加重处理。上官云珠简直不敢相信丈夫竟会滑稽愚蠢到这种地步，他不仅滑稽到肯定了奸人的诬告诽谤，还愚蠢到让自己罪上加罪。而作为程述尧的妻子，上官云珠也不可避免地被牵连了，被人说成资本主义贪污分子的同谋——于是就在这时，她的“积极”救了她——上官云珠彻底跟程述尧划清界限，义无反顾地向他提出了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