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1921年出生，是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和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时的同事，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是政治 教官。孙维世五六岁时，就能在妈妈任锐的教育下为父亲放哨和观察敌情，十分讨人喜欢，给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27年，孙炳文在上海遇难。自此，6岁的孙维世与孙宁世、孙济世、孙名世、孙新世5个兄弟姐妹,开始了其丧父后的坎坷人生。

　　东躲西藏　武汉痛哭寻亲人

　　孙炳文被蒋介石残杀后，孙维世5个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妈妈任锐也都成了“匪属”。任锐无法养活5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决定将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女儿孙新世托付给孙新世的大姨妈抚养。而留在身边的孙宁世、孙济世、孙维世和孙名世只能随她东躲西藏，甚至行乞求生。

　　当时，上海尽管是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的火种仍在到处燃烧，我们党的力量在上海也很活跃。为了生存，孙维世15岁时就进入了我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所办的上海业余剧团。这个剧团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我们党文化战线上的地下党员、现代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当时还叫蓝苹的江青也在这个剧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来到了当时全国抗战中心武汉。任锐得悉后，经过考虑，认为还是把子女直接送进革命队伍里为好。于是，她让年已22岁的大儿子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孙维世从上海乘难民船前往武汉，去找周恩来。孙维世随哥哥一路舟车辗转，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武汉，打听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所在地。兄妹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很快来到“八办”，向“八办”的工作人员提出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的要求。结果，孙宁世被留下，孙维世因年龄小被拒之门外。倔强的孙维世不顾寒风凛冽，站在办事处门外痛哭着不肯离去，恰好被外出归来的周恩来遇见了，得知她是自己的好战友孙炳文的女儿后，周恩来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进屋后，周恩来一把拉过她，仔细端详着孙维世。看着、看着，周恩来禁不住泪水盈眶，连声叫着：“孩子，孩子，你们受苦了。”这样，就把她留在了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又将任锐请到武汉，将他们送到延安。其中，孙维世和任锐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亲母女两度成为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脚穿草鞋　登上飞机去苏联

　　孙维世天性聪颖、满身智慧，而且长得亭亭玉立。周恩来、邓颖超都十分喜欢她，认她作干女儿。在周恩来抚育、供养的众多孩子中，当时都是叫周恩来“周伯伯”，叫邓颖超“邓妈妈”。唯有孙维世叫他们两人时是不带任何附加词的，是唯一叫周恩来“爸爸”，叫邓颖超“妈妈”的人。1938年，孙维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周恩来因坠马伤臂赴苏联治疗，孙维世等依依不舍地到机场送行。她也想去苏联学习，又不敢提出来，可当她看到陈伯达的儿子、陈昌浩的儿子经过哭闹都上了飞机后，就用手扯扯站在周恩来身旁的警卫员刘久洲的衣角，声音不大地说：“弟弟，你给我跟爸爸说说，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苏联。”刘久洲与孙维世同龄，当年都才18岁。他虽大月份，但个子还没有孙维世高，孙维世便一直叫他弟弟。孙维世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也不好拒绝，就对周恩来说：“副主席，维世也想和我们一道去苏联。”

　　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一听，立即竖起他那两道浓黑的剑眉，目视着孙维世说：“我去苏联治病，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这时，也是前来送行、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邓发在一旁听到了，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随爸爸妈妈去苏联，那你现在骑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

　　孙维世一听，二话没说，一把从邓发的警卫员手中拉过缰绳，飞身上马，直奔毛泽东的窑洞。因为毛泽东的警卫们都认识她，所以就让她径直闯了进去。等孙维世喘着粗气说明来意后，毛泽东笑着提笔写下了“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几个字，然后吸了一口烟，嘴里嘀咕着：“同意你去苏联干什么呢？”心急火燎的孙维世急中生智地接过他的话茬：“学习，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又一次笑了，欣然同意，提起笔在“苏联”两字后边加上“学习”二字，然后署上名。

　　孙维世未等墨迹全干就拿上纸条，连一声“谢谢”也没来得及说，就冲出毛泽东的窑洞，再次飞身上马，跑回延安机场。这时，飞机引擎已经发动。螺旋桨的高速转动，吹得机场上尘土飞扬。孙维世跳下马，右手扔掉缰绳，左手扬着那张纸条，高喊着“主席同意我去苏联了”，飞快地登上了飞机。这时，机上的人们才发现，她还穿着草鞋，直到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住进了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安排的宾馆，她才换上布鞋。

　　“卫国”献血　倒悬拍打方苏醒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表演系和导演系读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个科目成绩都很好。

　　在莫斯科，孙维世遭遇了正与妻子张梅闹离婚的林彪的求婚。对于林彪的这种“突然袭击”，涉世不深的孙维世开始有点不知所措。经过一番思考和心理准备后，她认为林彪虽是她心中敬重的将军，但并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于是婉拒了林彪的求婚。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正在东方艺术学院学习的孙维世积极报名，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一起抗击德国法西斯。许多在苏联学习的其他国家的热血青年都被批准了。孙维世因为周恩来1939年和斯大林有一个口头协议而未被批准上前线。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以后不管苏联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让这些送来苏联学习的中国革命烈士子女上前线，以保存这批烈士的血脉。

　　生性倔强的孙维世未能被批准参加苏联红军，十分难过。于是，她拒绝苏联政府为优待中国烈士子女配给的较好的生活待遇，而是和苏联公民一样排队领取黑面包。她的体质很差，但她还坚决要求为前线伤病员输血。一次，孙维世输血400多毫升，针头一拔，就失去了知觉。医护人员不得不把她倒悬在空中，不断地轻轻拍打，这才使她醒过来。

　　德国法西斯打到莫斯科时，孙维世原本是属于可以疏散的人员，但她坚决要求留下来。在战争最紧张的岁月里，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苏联红军的伤病员。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孙维世发挥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赞誉。

　　心本纯洁　无缘无故遭猜忌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孙维世终于完成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导演系的学业，于1946年9月中旬乘火车经我国东北返回延安。途中，孙维世礼节性地看望了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的林彪，遭到叶群的猜疑与忌恨。孙维世回到延安不久，因为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邓颖超也从南京撤回延安。这是周恩来夫妇1940年与孙维世在莫斯科分别后，6年来的首次相聚，父女、母女之间其乐融融。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进了北平城。7月，世界青年联合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孙维世作为文艺界青年代表入选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东欧期间，她曾随世界“青联”组织前往东欧有关国家参观。在参观当年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时，孙维世特地捡回一块石头作为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品。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历时半年左右才结束。返国途中，孙维世接到张闻天要她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到的电报。后来得知，大使馆是要她去与师哲等一起为毛泽东会晤斯大林当翻译。

　　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原来只有电报往来，从未谋面。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之后，斯大林问他此次访苏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次来苏联嘛，主要是听听批评，学学经验。至于要求嘛，无非是要点“好吃”的，再要点“好看”的。他的这些幽默的暗喻直译成俄语，斯大林根本听不懂。于是，苏方接待人员安排毛泽东到列宁格勒参观原沙皇宫殿和炮打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等苏联最著名的名胜，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也不谈实质性的具体问题。以至于美国等竟造谣说，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很恼火，不得不对苏方陪同人员发火说，斯大林这次让我到苏联来就三件事：第一是吃饭，第二是睡觉，第三是拉屎，别的嘛没事。斯大林知道后，立即让陪同人员询问他这次访苏到底有哪些要求。这时孙维世已赶到莫斯科。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深透，加入翻译组之后，很快理解和明白了毛泽东的本意：“好吃的”并非本意的“吃”，而是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需要苏联老大哥援助一些新的建设项目，让我们中国尽快富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好看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看”，而是新中国刚成立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禁运直到军事上的包围和封锁，为了生存和争取一个和平的建设空间，毛泽东希望能和苏方签订一个同盟互助的条约。斯大林这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后来，周恩来也来到了苏联，中苏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孙维世与师哲等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中苏领导人之间的翻译任务。

　　孙维世随中共领导人归国时，遇到了到车站迎接的江青。她拉着孙维世的手、又搂着孙维世的腰，边走边谈，显得十分亲热。

　　孙维世回京后，江青连连邀约孙维世与她单独叙谈。她还别有用心地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今后我们俩应该好好团结起来。”孙维世从江青的谈话中得知，她是想通过和自己“套近乎”，了解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的一些情况，从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孙维世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时，就被告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谈话属于机要范围，他们之间的谈判内容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她当然不能轻易告诉一个组织上没有让你去传达的人。因此，江青虽一再向孙维世献殷勤，孙维世对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的事始终只字不提。

　　这使江青内心十分恼火。她一直把此事记恨在心，甚至无端地胡乱猜忌。

　　深陷情感　坠入爱河难自拔

　　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着“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

　　1950年初春，首都北京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孙维世在执导自己翻译的当时名震一时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选中了她当年在上海就熟知的金山和他的妻子张瑞芳出演男女主角。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排演这出戏期间，张瑞芳发觉29岁的孙维世已爱上自己的丈夫金山。

　　孙维世和金山的爱十分默契。从他们相爱的那一天起，几乎就是不顾一切的。孙维世爱得那么大胆、热切和炽热，仿佛他们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享受相爱带来的欢乐，承受为相爱带来的各种议论和指责。消息传到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大为震惊。因为金山和张瑞芳不仅曾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优秀地下党员，而且是他们的好朋友。周恩来思考再三，还是把孙维世叫到西花厅，严厉地批评了孙维世恋爱观的不正确，不该爱上有妇之夫，介入别人的家庭。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孙维世已经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她甚至为了与金山的这次相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人在感情方面的事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孙维世的“任性”做法使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张瑞芳是个十分开朗、刚强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金山和孙维世爱到这种程度，也就说明自己与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这样，她便和金山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主动提出调离北京去上海。

　　不久，孙维世与金山在“青艺”的楼上举行结婚典礼。他们的婚礼很热闹，包括江青在内的当时在京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等都参加了。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没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邓颖超以家长的身份向他们的新婚表示了祝贺。周恩来、邓颖超给他们赠送了结婚纪念品。

　　拉他一把　让他重新站起来

　　孙维世和金山的蜜月过去不久，金山奉命带一个创作组前往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为创作一部名叫《患难与共》的电影做准备。金日成对此十分重视，不仅亲自接见了金山一行，还特地派自己的女秘书负责接待和陪同，同时作金山的向导兼翻译。一段时期的接待陪同下来，金山竟又与这位青年女秘书产生了感情，两人坠入情网，公然同居。

　　彭德怀非常恼火，认为这件事影响太坏，忙发电报请示中央。周恩来得悉后立即回电彭德怀，要他将金山押回国内处理。金山押回北京后，受到开除党籍和撤职处分，然后交群众批判，再送石景山钢铁公司建设工地劳动改造。

　　有关同志找孙维世谈话，希望她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坏分子”金山划清界限，揭发检举他的一系列错误罪行。金山愧对一片真情待他的孙维世，流着泪向孙维世真诚地表示：愿意接受维世的一切处置。这时，处于最痛苦之中的孙维世却平静地迎接了他、原谅了他。她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金山，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关系的时候，首先是要接受组织的处理。

　　在“青艺”组织的批判会上，金山被人们批判着。批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默默坐在一边的孙维世，希望她也能上台表个态。孙维世缓缓走到台前，用低沉的语调说：“同志们要我表个态，也许最简单的两个字就是离婚。可是我不能，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金山不单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个老党员。他犯了错误，在这个时候，我首先要拉他一把，让他重新站起来。我相信，金山将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孙维世的话震得金山的心灵直战栗，在场的人也仿佛看到了孙维世那颗水晶一般的心。

　　金山在下放工厂劳动期间，从未忘记过孙维世期望他“重新站起来”的呼唤，也从未失去信仰和追求，而是像一条不愿沉没的船，艰难地驶向美好的彼岸。后来，他又塑造了《红色风暴》中的施洋大律师、《万尼亚舅舅》中的万尼亚等光辉的舞台和银幕形象，真的在他的艺术道路上“站了起来”。

　　私藏红花　巧为父母庆银婚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的。孙维世作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后，牢牢地记着这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中南海西花厅，孙维世都是和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在一起的，直到她与金山结婚后才离开西花厅。

　　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日。结婚25年在西方国家称为“银婚”。孙维世打算为父母搞个简朴的银婚纪念，就偷偷地准备着。

　　周恩来太忙了，即便记得这个日子也无暇顾及。但当年的旧友们都记着这个日子。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向他们送来了纪念品，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送来了专门画的一幅寓意颇深的国画……

　　孙维世悄悄做了十几朵大红花，其中有两朵最大。这天，她在周恩来外出后，悄悄让邓颖超按照当年结婚时的着装穿上白色旗袍和白鞋白袜，再戴上一朵大红花。中午，待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孙维世就迎了上去，突然从身后拿出那朵大红花，不由分说地戴到周恩来胸前，又把他和已戴上大红花的邓颖超拥到一起，让他俩互相挽起手臂拍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想起来：“维世是给我们做银婚纪念来了！”这时，只听孙维世高声宣布说：“现在，我爸爸妈妈银婚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放音乐！”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一听，立即开启留声机，放起了陕北情歌《兰花花》的唱片。那高亢激越的歌声一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韩福裕等都拥了出来，包括孙维世在内的所有女性胸前都戴上了红花。成元功还拿着照相机，跑前跑后地为他们拍照。乐得邓颖超笑着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简单，这下倒热闹，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

　　周恩来、邓颖超这对老夫妻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浓浓亲情　不是亲生胜亲生

　　周恩来、邓颖超对孙维世的关心和爱护，从工作到生活，处处体现着一种浓浓的亲情。

　　1949年4月，孙维世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安葬了生母任锐，并请周恩来题写了墓碑。同时，她又在母亲墓的东侧买下生父墓地，准备把生父孙炳文的遗骸从上海移来北京，与母亲任锐合墓。在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时，周恩来沉思一下，然后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的生父，你小超妈妈的母亲都安葬在重庆，我们都没想到把他们搬迁一下。再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入土为安，你又何必去搬动他们，让他们的灵魂不得安宁呢？再者，上海龙华的烈士墓地长眠着那么多的好同志，你要搬迁父亲的遗骸，上海市委的同志会怎么想？其他烈士的家属们会怎么想？你都考虑过吗？”孙维世听从了周恩来的教诲，没有为生父迁葬。

　　1956年，“青艺”上演了一出由岳野编剧、孙维世导演的新话剧《同甘共苦》，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剧情并不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军抗日，东征西战，且步步高升，当上了我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但他与家中失去了一切联系。他的妻子也自然投身到火热的抗日后勤工作中去了，成了地方妇女救国会的一名积极分子。而那个男青年又在抗日队伍中认识了一位女知识分子干部，与其相爱结婚生了孩子。不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这三个人相逢了。好在两位妇女都能顾大局、识大体，相安无事地成了事实上的一夫两妻。这在当时的那个战争环境里是个既普遍又平常的现象，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当时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时任《戏剧报》主编的张颖看了《同甘共苦》后，写了一篇剧评文章，说该戏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几天后，剧协艺委会召开《同甘共苦》座谈会。轮到孙维世发言时，她指着张颖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吵架了……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张颖去西花厅吃午饭。吃完饭后，周恩来笑着问张颖：“我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起来了？”孙维世笑着不说话，张颖回答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周恩来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孙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颖超说：“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就这样，周恩来夫妇在百忙之中，出面替孙维世化解了她与张颖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1958年，孙维世因病住院治疗。邓颖超赶往医院看望了她，回家后仍觉得不放心，又给孙维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

　　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目前医药的治疗，固然是必须的，但不可缺少而又带决定性的关键，则在于你既要认识病的性质，更要能掌握它，善于和它作斗争，这就需要你能充分的休息，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并预防感冒和其他可能的并发症 ！！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的考验。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并且要战胜它，这也是一个考验。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在不久的时间，就能痊愈出院！看书是最能使你受到消耗而削弱你对病作斗争的力量。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的顺着你的要求。

　　衷心的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

　　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

　　你爱的、爱你的妈妈　手书

　　1958．4．24

　　在这封信里，邓颖超“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充分印证了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之间的浓浓亲情。

　　深入大庆　初升太阳红似火

　　1964年春天，孙维世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和企盼前往尚处于保密状态的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当她看到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大庆职工的家属们也在进行一场自力更生的生产建设，立即下决心写一部歌颂大庆人伟大创举的话剧。

　　为了创作好这部戏，孙维世把家从北京搬到大庆，然后满腔热情地深入到家属群众中去。她几乎走遍了油田的各个家属基地，同各地来的、有着不同经历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家属促膝谈心，真正做到了和大庆职工家属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大庆，孙维世和薛妈妈一起锄草、捡黄豆；向李长荣学东北的“干打垒”；随“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上去放牛。凡是大庆职工家属们能做的事，她都努力去体验、去实践、去感受。特别是在一望无际的广阔大草原上看到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时，孙维世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长达一年半的体验生活后，孙维世决定将这部话剧定名为《初升的太阳》。这是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戏剧。

　　《初升的太阳》剧本写好后，孙维世在大庆东奔西走，征求意见。铁人王进喜反复阅读后，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孙维世大多都采纳了。她还到地边场头，把剧本念给那些不识字的家属们听，问他们能不能听懂台词，明不明白剧情。

　　《初升的太阳》剧本定稿后，孙维世在导演这部戏时，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和尝试，由大庆的职工家属们自己来演。《初升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和观众见面了。这出戏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从1965年冬到1966年11月，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210多场，观众达25万多人次。

　　在北京演出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观看演出。周恩来曾三次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挥动他那受过伤的右臂，指挥大家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初升的太阳》主题歌——《大庆家属闹革命》。他还把这出戏推荐给我国驻外使馆的家属们去看，让他们受到教育。叶剑英看了以后也指示说：“军队的家属也要向大庆家属学习。”

　　可是不久，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初升的太阳》这部优秀的话剧也难逃被封杀、遭批判的厄运。直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初升的太阳》才又“升”上话剧舞台。然而此时，这出戏的主创者孙维世早已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10多年了。

　　人妖颠倒　两张戏票成罪证

　　“文革”风暴骤起之后，江青一伙为了整倒周恩来，决定拿孙维世开刀。在江青与叶群的指使下，造反派们无法无天地抄了孙维世的家，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江青本人写给孙维世的信统统撕毁焚烧，不留丝毫痕迹。后来，江青一伙又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孙维世曾给后来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李立三夫妇送过两张戏票为由，将孙维世打成“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投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审讯。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与造反派商决东北局的有关问题时，江青来了。她一来就无理取闹，当着周恩来和众人的面，歇斯底里地骂道：“总理，成元功（周恩来卫士长，当时已调出西花厅，任公安部八局副局长）是你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是你身边的一条狼！”以此向“造反派”们传出她痛恨孙维世的信息。而此时，孙维世正在狱中遭受看守和同狱犯人的非人折磨。

　　10月14日，孙维世遍体鳞伤地惨死于狱中。江青为了遮人耳目，让造反派把一叠伪造的病历送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说孙维世已经病死。周恩来当即痛心地批上“解剖尸体，查明死因”。造反派却在江青的授意下，回复周恩来，说已将孙维世作为现行反革命进行了火化，没有保留一屑骨灰。可见在那人妖颠倒、清浊不分的岁月，江青等一伙人已肆意横行到了何种程度！

　　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爸爸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迫害致死。当年她才48岁，正是她在文艺事业上出成果的黄金岁月。

　　“文革”结束后，被释放出来的金山和孙新世等人一起为孙维世的冤案奔走呼吁。在党中央和许多主持正义的领导人的关心下，孙维世的冤案终于被平反。

　　1977年6月9日，文化部艺术局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维世举行遗像安放仪式，给这位人民的艺术家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