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农历10月12日，库淑兰出生在王村。小名桃儿。小时候的桃儿精干伶俐、争强好胜，村里人都称她为鬼精灵“猴桃儿”。库淑兰11岁时，家中称得上是中产户，父母把她送到三原县一个姑姑家去读书。身着蓝士林布学生短袍、挂着绣花书包的库淑兰，无论识字、唱歌还是画画都很出众。学校不远处的城隍庙，是她的最爱。这里有她既敬畏又神往的神像，也有精雕细刻的佛龛和绣工华丽的锦帷、绣片;庙里的彩绘壁画上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库淑兰的母亲吃斋向佛，这里的一切都与她有一层更加亲近的关系。在库淑兰后来的许多作品中，这些神灵们图像对她剪纸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愉快的学校生活使她的心中充满欢乐。“一树梨花靠粉墙，娘到绣房教贤良。一学针线毛帘绣，二学裁剪缝衣裳。三学人来客去知大礼，四学莺歌把家当。”库淑兰总能比别人唱得好，总能给同学们讲这讲那，几千年深厚的传统文化就在这样的歌谣中悄无声息地传承着。

　　早在4岁那年，父亲就给库淑兰订下了娃娃亲。由于公公家再三上门催婚，15岁后库淑兰没能继续上学，回家跟着妈妈学做女红，为自己备办嫁妆。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心灵手巧的库淑兰很快就掌握了剪花绣叶。库淑兰17岁就被婆家迎走了。她带上精心绣制的嫁妆，连同她念过的书、砚台和一把口琴，这都是一个女孩子欢乐和幸福的梦。

　　库淑兰的丈夫是家中老大，婆婆便要拿这首房媳妇做样子，实施她的权威。承受刁难与逼迫，几乎成了库淑兰的家常便饭。丈夫又是个五大三粗的愚顽汉子，不识字，因此与库淑兰水火不容。婚后的生活几乎是在棍棒拳脚的虐待中，提心吊胆地度过的。丈夫曾因她一次干农活时的失误，用手中的铁叉在她胳膊上戳了两个窟窿，直到库淑兰死的时候身上还留有两块大伤疤。在丈夫的拳脚威迫下，小脚的库淑兰竟然跪着凭双膝移动来割麦子。

　　婚后库淑兰共生了13个孩子，最后只养大两男一女，生活便是在这种绝望和艰辛中一天天熬过。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泯灭库淑兰的天性，她总是在艰难的夹缝中，在自己和乡亲们做手工活时，极力寻找生活的一丝丝乐趣。

　　出于生计所迫，库淑兰和丈夫、孩子迁回了她的出生地王村。198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库淑兰莫名地失足，尘埃卷着她的身体跌入家门前足有5米深的土崖下。她连续昏迷了近40天，老伴和儿女甚至开始为她操办后事。

　　然而，近40天后，她却从昏死中神奇地醒过来。睁开眼后，她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找剪刀剪纸。随着身体的恢复，她开始边剪边唱。唱词中说，她昏迷的这些日子里，是被天上的剪花娘子招去了，剪花娘子传给她所有秘技，从此她自己就是“剪花娘子”。此后她的剪纸风格大变，不再拘泥于任何固有的形式。她剪心中所想，边剪边唱，再也不是只用单色，她为中国剪纸增加了彩色拼贴这一品种。她的线条开始柔顺圆润唯美，造型风格日趋神出鬼没，她手中的飞鸟真有轻盈欲飞之势，色彩更加缤纷绚烂。从此，她再也不愿放下那把剪刀了，她着魔似地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那些长四米，宽两米的大幅作品都是在这之后完成的。

　　在后来的大部分时日里，王村的人都感到了库淑兰大娘的重要。人们敬重她、照顾她，她也因此改变着自己在家里的处境。村里的大小民俗事务，婚丧嫁娶都要请她去，在缺医少药的农村，人们甚至愿意相信库淑兰用她的办法去治病救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旬邑县文化馆在组织民间艺人创作时，发现了库淑兰不同凡响的剪纸天赋。后来经过推荐，陕西美术学院教授杨学芹女士对库淑兰剪贴画艺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把她推介给社会。从此，库淑兰的名字和她独树一帜的作品，走出了山沟沟，走出了中国国门，登上了大雅之堂。她的作品在北京展出。甚至在香港展出。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之后的20年时间里，慕名前来探访库淑兰的人不计其数。人们发现库淑兰在创作每幅作品时，从不打草稿，信手剪来，随手贴上。而且作品构图丰满，人物造型质朴，色彩运用绚丽而又统一。2004年12月19日，库淑兰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