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经声称：“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上海的这个写作组，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支“炮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培植起来，并始终置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但它同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同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我们翻开上海写作组的兴亡史时，必然会看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这些人是如何走完造反起家——大乱上海——自掘坟墓这个历史过程的。

　　“徐老三”造反

　　1967年以后的10年，上海滩有谁不知道有个徐老三？徐老三，即徐景贤，上海奉贤县奉城人，解放初期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1年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

　　1966年11月，正在埋头为当时的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长代写检查的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此时两人均已进入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一夜之间杀将出来“造反”，向上海市委夺权。从此以后，徐景贤步步高升，直到做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位置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的“老三”。这就是人称“徐老三”的由来。

　　徐景贤的“造反史”，从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朱永嘉、姚文元深夜打电话开始。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系党总支委员，那时被借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用“罗思鼎”的笔名发表文章。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将朱永嘉揪回学校，勒令他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交代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炮制的修正主义文章，并勒令写作班交出文章底稿。

　　“文革”之火烧到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如果让它烧下去，就将烧到张春桥、姚文元头上。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向张春桥、姚文元告急，表示要起来“造反”。

　　张春桥接到电话后说：“很好。”接着说：具体做法，我们要研究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几个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密谋以后，在11月29日由姚文元出面给徐景贤回了电话。

　　姚文元在电话里说：复旦大学的造反派“要追查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后台就是姚文元！来揪好了！”他还说：“戚本禹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他要送大字报到复旦大学来!”这个电话，徐景贤当时记在了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即丁学雷，徐景贤常用的笔名）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姚(文元）、张(春桥）惊讶！关(锋）、戚(本禹）气愤……(2)根本是：根本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

　　姚文元电话的口气是严厉的，意图是明确的：(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决保朱永嘉。揪朱永嘉，就是要追到张春桥头上，不能允许。(二)火要烧到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去，给它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

很快，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朱永嘉被救出来了，罪名完全落到了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并且连累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统统被造了反。

　　张春桥、姚文元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2月12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徐景贤，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所谓上第一线，就是要写作班起来造反，不仅要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还要反上去，反到上海市委的头上去。徐景贤得到了这么个“大气候”，心花怒放，觉得这回造反的“苗头”是越造越大了。

　　12月14日晚，徐景贤召开写作班全体会议，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并讨论怎样造反。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写作班的人各回自己的原单位去造反，第二种意见是造市委宣传部的反，第三种意见是造上海市委的反。讨论了一个通宵，取得了一致意见：全体造反，直攻市委。

　　徐景贤向大家表态说：革命更觉北京近。我们要紧跟春桥、文元同志，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上海市委的反。春桥、文元同志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不能辜负春桥、文元同志的期望。

　　在他的煽动下，有人站起来大喊：“春桥、文元同志叫我们造反，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人出谋献策说：“写作班是个堡垒，战壕可以通到各个单位去，如通到办公厅、教育卫生部去，串联他们一起造反。”还有人说：“我们要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里应外合”，“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

　　写作班杀出来造反以后，立即同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造反队合并，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造反组织，在后来的“一月夺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姚文元一步连着一步。在写作班决定全体造反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晚上，他又给徐景贤下达了进一步的指示，着重指点了造反的策略和前途：“曹荻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肯定是非常顽固的。你们在策略上要比以前更多考虑，以求效果更好。”

　　姚文元点出要害说：“大方向还是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能停留在仅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要准备挖得更深，准备把陈丕显、曹荻秋挖出来，把上海市委打倒。”

　　有了姚文元的交底，徐景贤等人的胆子更壮了，放手大干了起来。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都被揪到会场批斗。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些口号，是徐景贤同北京大学的造反头头、当时正因造反串联在上海的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口径商定的。张春桥后来曾多次表扬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

徐景贤在大会上作了《造反方知主席亲》的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个“三突出”的发言：突出吹捧中央文革小组，突出吹捧张春桥、姚文元，突出吹捧他自己。此外，大会还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进一步亮出了他们的决心，也公开亮出了写作班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关系。《声明》这样说：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声明》还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来，他们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领导和带领下，在革命小将造反精神的教育下，进行战斗了。

　　大会以后，这份《声明》贴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颇引人注目。张春桥对此举十分赏识，一再说：像徐景贤、朱永嘉那样，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这次大会以后，以徐景贤为头头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并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个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一月夺权”成功以后，又成为他们身边的工作班子。徐景贤也就此跳进了上海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下舞大刀的重要角色。

张春桥委托徐景贤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班子，徐景贤越发感到脸上光彩，身价提高。

　　造反造到1967年底，“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形成了两派。有一派反对徐景贤，一度使徐景贤的地位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春桥提名徐景贤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实际上是张春桥发出的信号，表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徐景贤的，从而使徐景贤的地位转危为安。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徐景贤扶摇直上，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徐景贤看得更加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是他能够站住脚并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

　　当然，张春桥也有批评徐景贤的时候，有两次还批得很凶。但批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站住、站稳，少出纰漏，更加俯首帖耳而已。徐景贤与张春桥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张春桥对徐景贤的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件具体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物色了两个男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3月，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页上，他说：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张春桥在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