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三”造反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经声称:“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上海的这个写作组,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支“炮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培植起来,并始终置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但它同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同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我们翻开上海写作组的兴亡史时,必然会看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这些人是如何走完造反起家——大乱上海——自掘坟墓这个历史过程的。
“徐老三”造反
1967年以后的10年,上海滩有谁不知道有个徐老三?徐老三,即徐景贤,上海奉贤县奉城人,解放初期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1年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
1966年11月,正在埋头为当时的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长代写检查的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此时两人均已进入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一夜之间杀将出来“造反”,向上海市委夺权。从此以后,徐景贤步步高升,直到做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位置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的“老三”。这就是人称“徐老三”的由来。
徐景贤的“造反史”,从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朱永嘉、姚文元深夜打电话开始。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系党总支委员,那时被借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用“罗思鼎”的笔名发表文章。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将朱永嘉揪回学校,勒令他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交代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炮制的修正主义文章,并勒令写作班交出文章底稿。
“文革”之火烧到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如果让它烧下去,就将烧到张春桥、姚文元头上。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向张春桥、姚文元告急,表示要起来“造反”。
张春桥接到电话后说:“很好。”接着说:具体做法,我们要研究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几个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密谋以后,在11月29日由姚文元出面给徐景贤回了电话。
姚文元在电话里说:复旦大学的造反派“要追查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后台就是姚文元!来揪好了!”他还说:“戚本禹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他要送大字报到复旦大学来!”这个电话,徐景贤当时记在了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即丁学雷,徐景贤常用的笔名)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姚(文元)、张(春桥)惊讶!关(锋)、戚(本禹)气愤……(2)根本是:根本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
姚文元电话的口气是严厉的,意图是明确的:(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决保朱永嘉。揪朱永嘉,就是要追到张春桥头上,不能允许。(二)火要烧到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去,给它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
很快,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朱永嘉被救出来了,罪名完全落到了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并且连累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统统被造了反。
张春桥、姚文元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2月12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徐景贤,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所谓上第一线,就是要写作班起来造反,不仅要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还要反上去,反到上海市委的头上去。徐景贤得到了这么个“大气候”,心花怒放,觉得这回造反的“苗头”是越造越大了。
12月14日晚,徐景贤召开写作班全体会议,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并讨论怎样造反。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写作班的人各回自己的原单位去造反,第二种意见是造市委宣传部的反,第三种意见是造上海市委的反。讨论了一个通宵,取得了一致意见:全体造反,直攻市委。
徐景贤向大家表态说:革命更觉北京近。我们要紧跟春桥、文元同志,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上海市委的反。春桥、文元同志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不能辜负春桥、文元同志的期望。
在他的煽动下,有人站起来大喊:“春桥、文元同志叫我们造反,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人出谋献策说:“写作班是个堡垒,战壕可以通到各个单位去,如通到办公厅、教育卫生部去,串联他们一起造反。”还有人说:“我们要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里应外合”,“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
写作班杀出来造反以后,立即同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造反队合并,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造反组织,在后来的“一月夺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姚文元一步连着一步。在写作班决定全体造反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晚上,他又给徐景贤下达了进一步的指示,着重指点了造反的策略和前途:“曹荻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肯定是非常顽固的。你们在策略上要比以前更多考虑,以求效果更好。”
姚文元点出要害说:“大方向还是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能停留在仅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要准备挖得更深,准备把陈丕显、曹荻秋挖出来,把上海市委打倒。”
有了姚文元的交底,徐景贤等人的胆子更壮了,放手大干了起来。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都被揪到会场批斗。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些口号,是徐景贤同北京大学的造反头头、当时正因造反串联在上海的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口径商定的。张春桥后来曾多次表扬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
徐景贤在大会上作了《造反方知主席亲》的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个“三突出”的发言:突出吹捧中央文革小组,突出吹捧张春桥、姚文元,突出吹捧他自己。此外,大会还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进一步亮出了他们的决心,也公开亮出了写作班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关系。《声明》这样说: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声明》还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来,他们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领导和带领下,在革命小将造反精神的教育下,进行战斗了。
大会以后,这份《声明》贴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颇引人注目。张春桥对此举十分赏识,一再说:像徐景贤、朱永嘉那样,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这次大会以后,以徐景贤为头头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并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个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一月夺权”成功以后,又成为他们身边的工作班子。徐景贤也就此跳进了上海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下舞大刀的重要角色。
张春桥委托徐景贤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班子,徐景贤越发感到脸上光彩,身价提高。
造反造到1967年底,“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形成了两派。有一派反对徐景贤,一度使徐景贤的地位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春桥提名徐景贤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实际上是张春桥发出的信号,表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徐景贤的,从而使徐景贤的地位转危为安。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徐景贤扶摇直上,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徐景贤看得更加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是他能够站住脚并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
当然,张春桥也有批评徐景贤的时候,有两次还批得很凶。但批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站住、站稳,少出纰漏,更加俯首帖耳而已。徐景贤与张春桥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张春桥对徐景贤的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件具体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物色了两个男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3月,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页上,他说: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张春桥在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