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们越是原谅我，我越感到愧疚。多少年后，当我们几个人（徐、朱、陈和我等）各自历尽人世沉浮、尝遍人生百味又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有时也会偶尔提到这个《朝霞》事件，于是相视一笑，清风朗月依旧。但那一日，我走出老徐家，走在康办大院花坛小路上，心情却十分沉重。说不清对老徐是感到他窝囊还是对他同情。也许更多的还有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好不要做官；一旦进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官场，十有八九要演一场悲剧。

　　那时候我竟没有意识到，尽管我谈不上有什么才华，却同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四）

　　文革一结束，我那部还只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春江潮》自然成了“篡党夺权”大毒草，难免要受到一场无情的革命大批判。我本人，则先后在炮兵、步兵隔离室和秦城监狱“游关”了一圈，时光已飞走了五年半，再回上海下放劳动八个月，突然升级，1982年11月逮捕法办，判刑9年，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门前有一条称之为“小阳台”的长而宽的过道，当年英国设计师可能出于通风的考虑，嵌了一方接一方的铁丝网，以至上下两层楼面可以透过铁丝网相互对望。一次“小放风”我走出监房偶尔往下望望，看到一个犯人伏着身子在吃饭的背影。奇怪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是放在盛有热水的面盆里的，每当调羹舀饭时，那饭碗就晃呀晃的，晃个不停。我忽而想起了什么。再看他戴的那顶哥萨克式的破皮帽又十分眼熟，立刻猜到那一定是老徐！我试着用力咳了一声，果然抬起了一张先一愣、随即惊喜莫名的脸。生离死别了多少年，猝然相逢又隔着一层纸。在这一瞬间这张纸被一下捅破了，他那种真挚、亲切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脸上布起夸张的表情，张得大大的嘴巴向我开合了两下。我立刻“听”懂了：他是在问我“好不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也向他张合了两下嘴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又用调羹敲敲面盆，向我送来了轻松、天真又故意带点滑稽的笑脸。我知道他这是在宽慰我，叫我不要为他的胃病担心，但我却还是禁不住泪水的夺眶而出。

　　那年春节后，大队部出于为一些爱好美术的年轻罪犯出去多少有点“一技之长”便于谋生的考虑，让我和两个原为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罪犯一起办了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从各个中队选拔。因除课堂讲授外还需个别辅导，我便获得了在各层楼面、各个监房自由活动的“特权”。以此为由，我与老徐就有了多次会面。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在拆纱。拆纱是那时提篮桥普通在押犯都必须完成的一项劳役，每天有规定指标。对老徐则有所照顾，也可不拆。我说你怎么还拆纱呀？他说我多数时间是读书，拆纱只是调剂一下精神，好在也没有规定指标。我又问他胃病情况，他说不怎么严重，还可忍受。只是一顿饭得分几次吃，多吃就闷、胀。天热无所谓，天冷分几次吃就得用你看到过的那个土办法。分热水的劳役犯倒是对我“法外开恩”，每次多给一两勺热水让我温饭用，用这个办法吃饭就要舒服得多。又转而问我身体情况，说你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我说这里可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里仍然睡不好．他说我听中队里你的那几个学员在背后叫你“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苦脸的。萧木，你一定要放开！彻底放开！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不是很好吗？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在提篮桥的老徐，倒真的要比他当头头的时候轻松得多。人自然老了好些，但清癯，轩朗，不再是臃肿、拖沓，一脸累乏的样子。

　　我即将刑满，与老徐又有过一次带有告别意思的见面。他刑期长达18年，当时还剩下一半多。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则仍是一副苦恼人的样子。我说我们曾一起热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却从未想到过实际生活的艰难。可笑的是，我出去将要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理想问题，而是生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家几口要吃饭，子女要上学，我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

　　老徐说最低工资总还是有的吧？那就艰苦朴素好了。艰苦朴素是革命传统，全社会都视为光荣！

　　我说你错了！贫穷光荣是特定时期的道德概念。当一个社会“向钱看”成为主流意识时，贫穷在多数人心目中就将成为可耻！

　　老徐沉默了一会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的话。

　　出狱后我又被强留于劳改工厂。为着养家糊口，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点滴业余时间，日夜忙碌。由于除了勉强会动动笔杆别无所长．而文稿和书稿尽管不断调换笔名，写的又都是些古代历史内容，还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依然没有走出困境。老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先是读书，后来就陆续写了一点回忆的文章，同样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但他的应对要比我从容潇洒得多。有时我们见面畅谈，总还是围绕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他极少提到那些不愉快的遭遇。看得出来，他的达观，他的恬淡，是历经沉浮荣辱、世事沧桑后正在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一次我有意挑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我说如今媒体提倡的是“能赚会花”，大款、大腕成了最时髦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争比谁家老爸最有钱，你难道还坚持“艰苦朴素”能被全社会视为光荣的观点吗？

　　老徐承认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继而轻松地笑笑说，那又怎么样呢？孔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不是还可以学学这位被尊为“复圣”的颜回吗？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只顾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快乐！

　　他这样说时，又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纵然廉颇已老，却多了几分通透和练达。

　　不过老徐也有不通透、不练达的时候，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道歉，有两次还是在公众场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长达十七年的监禁半监禁生活，是由于我去联络站“避难”他收留了我，继而又推荐我进写作组及辅导王洪文学马列导致的。听得多了，我就没有好气地说你烦不烦呀，再说我捂耳朵啦！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是非常感激老徐的，尤其是现在。第一，他当时收留、推荐我都是出于好心，人非神仙，谁知未来！第二，即使我后来的曲折和坎坷，对我感悟人生、观察历史也大有裨益，并非一定就是不幸。更何况人生本多彩，我后半生的经历也许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呢！我的“放不开”不在这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实际上剥夺了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写作是我终生爱好，不能写作，我的残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0月间，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两位制片人来找我商谈，想要把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马上想到了老徐。早在60年代，他就做过电影《年青的一代》的编剧，写电视剧本在他也该是驾轻就熟的事。跑去一商量，他果然一口答应。这使我非常高兴，马上与制片人签下了出让改编权的协议。小说所描写的“堕民”是江浙一带特有的被自由民视之为天生的“贱胎”，因而可以公然百般凌辱的一些单独聚集的群体。其来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以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说，是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古老的历史，该不会有什么禁忌。但为着避免麻烦，我与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都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连续剧于第二年春夏在浙江横店开拍，投资四百万已拍到四分之三，忽然飞下一纸禁拍令，原因是由于按我与两位制片人签下的协议，片头将出现“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笔名，后来已经无人知晓。但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却已查出，“莫莠”就是“萧木”！

　　数百万投资将付诸东流，而尚蒙在鼓里的剧组一两百个演职人员还在横店冒着高温日夜奋战。一旦宣布禁拍令后果很难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关部门苦苦恳求无效，两人又不得不来向我哀求，说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而“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久久，看着满头汗水、一脸惶恐的两位年轻人，只好说：对不起，是我害苦了你们！

　　据说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还是拍成的，但因我又签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所以它与我这个原作者已毫无关系。我不知道中国电视史上还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案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徐，他起先也很吃惊，随后就作了一番自我调侃。他说在他们看来，我和你也都成了“堕民”，连次等公民也算不上。堕民就堕民吧。堕民不也还是“民”吗？有个“民”做做，照样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再后来，老徐却实在已很难“自在”得起来。除了经济的窘迫，还有偏头痛、冠心病和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背也越来越佝偻，渐渐地，走路单用拐杖已不够，还得加上有人搀扶。前年秋、冬，内耳长了个胆脂瘤破坏了平衡功能，一站立就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开了两次刀。我因已搬到浦东居住，离他家颇远，只好在他每回手术前连夜用电话向他说上几句宽慰话。传来的总是他朗朗的回答声：放心吧！我在学做少先队员呢--时刻准备着；不过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为自己健康，哈哈！

　　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相聚，2007年10月27日江湾湿地公园之游。

　　这次游园是朱永嘉发起的，他说他要尽点地主之谊，因为他的家就在离江湾不远的复旦大学宿舍。那天云淡风轻，空气里还残留着桂子幽香。都是白发老人了，漫步在花木葱笼的小径里，少不得指东点西说些湿地陈年掌故。有人提议去看看吴淞口，于是一步步沿石阶而上。这时由蕴芳大姐搀扶着、加上一支塑料拐杖的老徐就显出了艰难，另一边亦需有人搀扶。我说你原来那根有四只底脚的拐杖呢？用那一根走起来要稳当得多。他苦笑一声说，让小偷给顺手牵羊喽！众人奇怪：难道那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着气说，因为那根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多少能卖几个钱，换到一两只烧饼吧？想想也真是作孽！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沉默起来。

　　待登上江堤一望，只见天水相连，碧波万倾，激浪溅雪，一股天广地阔的宏大气势便迎面扑来。老徐依凭在水泥护墙前，兴奋地用拐杖指画着远处。那烟波浩淼、水光云影间，便是浦江、长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奇观。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长，在一旁为我们逐个评点正在水面“百舸争流”的大小船只，那充满着爱的亲切的语调，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数家珍。

　　老徐望着远处起落不停的波涛，缓缓吟出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接口说：“除却巫山不是云。”

　　老徐忽而转过头来说，大概是1972年春夏吧？你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回来路过南京，许世友请我们暂留一宿，游览长江。在江上我向他们介绍说，你在50年代写过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印象己经很模糊。

　　老徐说萧木啊，我还是劝你放开些。你那篇小说的题目就出得好：“长江的主人”！当年你提出要做长江的主人，现在老了，做不得长江的主人，那就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吧！

　　是夜，我在灯下填了一阕小词，准备赠给老徐，以记此游--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涛竞立。极目望，李仙白帝。苏哲赤璧。金粉六朝随波去，辞赋百代风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云戏鹬。

　　当年事，浑莫识；眼前酒，已斟溢。且散发弄棹，西斜红日。举杯酹江发浩歌，点评今古中流楫。唯休说。暮鸦绕乌台、伊人泣。

　　万万没有想到，词初成而人已去，公园之游竟成永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时许，电话响了，是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走了！今天下午4时30分，可能是因劳累而心脏病突发。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不到半小时。

　　四天前，我们不是还一起游湿地公园吗？仅仅相隔96小时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啊，叫我怎么能相信、又怎么肯相信呢？

　　这些天来，为着排遣伤痛，我随意翻读着《列子》，其中有篇《天瑞》，说古人把死人称之为“归人”--

　　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

　　真的，人都有一死，就像人都应该回家一样，正常得很。我们生为“行人”，怎么能一直漂游在外有家不归呢？那不成了“狂荡之人”了吗？老徐从“行人”转化为“归人”仅仅用了不到30分钟时间，这对他自己，对家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这样边读边想，以安慰自己。

　　西谚云：一棵树倒了方可测量。老徐如今倒了，他不仅自愿接受人们的测量，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自愿接受医学工作者用无情的手术刀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解剖、切片，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检验。在生理肌体上，自然会检查出一些被病菌侵蚀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功能上．我敢说即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纵然能发现盲从，发现错失，但决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一类“心理因子”。对比时下的官场，我为我有这样一位老友感到骄傲！

　　其实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向国家捐献了他的有形的“生理遗体”，按照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定义，他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如果不是用情绪化以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而是用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他的“社会遗体”同样来作一番解剖、切片，分析、研究，那么我相信，一定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它既是整部大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观察整部大历史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