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吕德彬现象”
发布时间：2010-10-14 12:00:52
发布人：
bj4aol
吕德彬，何许人也？河南省副省长，为结束一段不美满的婚姻又使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受任何影响，雇凶杀了妻子。这是目前此类涉案官员职位最高的。还有，呼和浩特市南地公安分局局长粱冠中杀死情妇案，云南省昌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情妇案。稍远点的，有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死情妇案，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震程雇凶杀害举报人夫妇案，安徽省萧县交通局局长李志强雇凶杀死情妇案，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副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局长案等。这些官员为己私利，重金雇凶，夺人性命，手段如同黑社会一般，全然不顾自己的脑袋和国家的法律。走到这一步，像混到这般的官员，特别是副省长吕德彬，居然铤而走险，雇凶杀人，何以要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着实为人不解，匪夷所思。可以说，任何因素都没有威胁到生命安全，却要杀心顿起。观察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在他自己生命之外而又比自己生命更重的东西，那就是“政治生命”。这些“高智商”的人有一个“低智能”的悖论逻辑：雇凶杀人灭口就等于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职在权在，政治生命就在，有权力就可以搞定一切。可笑！雇凶杀人灭口别说是保住政治生命，就连自己的小命也不可能保住。这些人近乎于荒唐的悖论逻辑，除滑稽可笑的侥幸心理外，倒有些潜规则更令人可怕。我们姑且把官员雇凶杀人称作“吕德彬现象”，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警惕。
德，这种现象的主体人物的德在潜质里面是变异的，欺骗性强。干部考察“四要素”，德能勤绩 “德”为先，这恐怕是个干部都知道。雇凶杀人的这些官员的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的德。应当说，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论文化和能力都还不错，特别是吕德彬，文革后第一批中国赴美留学生，又是博士生导师、农业科学专家，高级干部加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地位与身份，居然与自己的博士生、担任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的尚玉和密谋，不惜重金勾结黑恶势力雇凶杀妻。在他的意识里，杀人不会败露，干掉他们既可保持面子，又可躲避打击，拥有的权力也没有失去的风险，有权力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尽管是杀人毁尸。那种对权力的患得患失和拥有权力的自信，则是有些官员长期使用权力中得出的结论，可见权力使然，权力作崇，人仗权势，权壮人胆， “官德”也就步步失守，跌破底线，权力变异了人性，沦丧了道德，泯灭了良心，扭曲的权力观是其胆大妄为忘德的根源。试想，如果吕德彬不入官场，依然是个博士生导师或者副校长，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仍是一介小员，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震程还是副科级科员,他们何会有今天雇凶杀人的疯狂？“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官员有德，方能善待权力、服务百姓，营造一个公正、正义、理性、负责的社会道德环境。一旦“官德”变异，掌权就会异化成失去公正、公平意识追逐权利，玩弄权力于股掌之间 ，就会弄虚作假、包养情妇、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就会带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下降。对于干部的德，如何建设，怎样衡量，特别是像雇凶杀妻这类官员，应该说是带病上岗的德，这种病德平时以不同形式是有所表现的，关键是我们的干部管理如何建立一套科学机制，考察干部不但考察岗上，还要考察岗下；不但考察单位表现，还要考察家里作为；不但考察工作交往圈，还要考察社会交际圈，及时发现德病，及时疏导治疗，否则“德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就会遗下大患。雇凶杀妻这类官员的出现，很现实的拷问着我们的干部管理机制，健全官德建设、官德考察科学机制刻不容缓！
法，这种现象的主体人物的法的意识是扭曲的，惟我性强。以法处事，以法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毋需多说，就是自身陷入无力解决困境时，也不能昏头，必须借助法律，用法处理。吕德彬讲，他与前妻离婚后，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俊红。陈俊红对父亲照顾周到，于是两人成婚，生一子后，陈俊红的性格大变，对吕的个人生活多疑，看管很严，经常破口大骂，还动手打人，甚至让吕德彬下跪。吕德彬不能忍受，曾提出离婚，但陈俊红不同意。吕升任副省长后，家里情况曾向组织反映，没有结果。吕德彬也曾想“把她打个残废，大不了养起来。”与陈俊红出外旅游，寻机把陈俊红推下悬崖。为此，吕德彬找到老部下新乡市原副市长尚玉和密谋，让尚出面花钱买凶动杀。两人自信“这样比较保险”。不难看出，吕有计划、有预谋，杀人动机明确。其实，吕只要选择用法律手段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怕家丑外扬影响自己政治前途，买凶杀妻比较保险，只要作好前期准备，编好事情缘由等情况，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影响，不费多大劲就能把事摆平，这样既可保住自己的面子，也可躲避打击。这种病态心理，根就在权，权大于法，权就是地位、就是金钱，手里的权可以进行法律交换，什么事办不成？把权膨胀的无所不能的利器，自己也就成了无法无天的利器持有人，利器在身，孰能奈何？我，超越法律之上。以身拭法，和法律开起了玩笑，法律把他的如意“算盘”拨向了失算，去年 9月30日下午吕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庭上吕竟然情绪激动，拒绝戴镣铐。杀人偿命是谁都懂的基本法理，吕还觉得自己冤枉，可笑、可叹、可悲，吕的玩笑开得有点大了。花钱买凶杀人，刑法中的重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0月17日一声枪响，吕德彬被枪决，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力量和权威。枪响应该震醒一些官员麻痹的扭曲的法律神经。
欲，这种现象的主体人物的欲望是膨胀的，展延性强。人有欲望，适度适可，超过了度就不是适度而是失度，失度就背离了欲望的初衷，游离到另一个极端，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反作用是难以预料的。吕德彬死就死在“欲”上――摆脱老婆的控制欲，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吕德彬与前妻关系不和离婚。陈俊红做保姆照顾吕父有功，吕便同陈结婚，又生一男孩。陈深知寄人篱下之难，自己身份卑微，但聊以自慰的是长得漂亮，又为吕家续了香火，素质平平的农村妇女，熬成尊贵的副省长夫人，不甘做贤妻良母的变态心理，权欲和控制欲迅速急剧膨胀。所以，陈俊红严管吕德彬，破口骂，动手打，让吕跪搓板。吕德彬遇上一位让男人无法忍受的沷妇。而这个泼妇，本案中的受害人，其变态性格形成的原因可能会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控制欲。类似这样的不良家属，有的仰仗夫权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丑态百出；有些则成为贪赃枉法的帮手和推波助浪者。吕妻没有文化，没有玩弄金钱与权势的资本，就把丈夫这位万人之上的高官掌控手中，满足潜意识中的官太太的权力欲。错乱了自己身分的副省长夫人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变态欲望的同时，使吕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要么是冒着丢官风险，与其对薄公堂，依法离婚；要么是忍受打骂跪之辱，继续没有幸福的地狱式婚姻。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夫人摸透了当今政坛的规则，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婚姻变故，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有着这样一个致命威胁，足以成为杀手锏而使其不敢选择前者。于是，想既要摆脱不幸婚姻、又要保住政治前途的副省长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冒险用犯罪的方式以求两全。这里，我们反思，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夫贵妻荣的习惯和文化传统，这位最后的受害人甘当普通妻子，就不会有这么多控制欲，也就不会有“在产下一子后、陈俊红性格大变”的女王感觉，就会当好普通妇女的角色而不至于导致吕德彬无法忍受；如果我们的体制不把婚姻问题当做政治问题，而象国外一样，同性恋也可当部长，“拉链门”出现还可力保总统位子，让自己的婚姻与感情得到民众的理解和宽容，那么吕德彬也可理直气壮上法庭求得离婚判决。可是，特殊的官场文化让吕德彬既遇上了让权欲膨胀得变态的配偶，又遇上了不能解脱不幸婚姻的组织潜规则，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吕德彬是不可饶恕的，恶劣的官场文化不能不说是这场悲剧的另一重要原因。
德，这种现象的主体人物的德在潜质里面是变异的，欺骗性强。干部考察“四要素”，德能勤绩 “德”为先，这恐怕是个干部都知道。雇凶杀人的这些官员的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的德。应当说，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论文化和能力都还不错，特别是吕德彬，文革后第一批中国赴美留学生，又是博士生导师、农业科学专家，高级干部加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地位与身份，居然与自己的博士生、担任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的尚玉和密谋，不惜重金勾结黑恶势力雇凶杀妻。在他的意识里，杀人不会败露，干掉他们既可保持面子，又可躲避打击，拥有的权力也没有失去的风险，有权力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尽管是杀人毁尸。那种对权力的患得患失和拥有权力的自信，则是有些官员长期使用权力中得出的结论，可见权力使然，权力作崇，人仗权势，权壮人胆， “官德”也就步步失守，跌破底线，权力变异了人性，沦丧了道德，泯灭了良心，扭曲的权力观是其胆大妄为忘德的根源。试想，如果吕德彬不入官场，依然是个博士生导师或者副校长，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仍是一介小员，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震程还是副科级科员,他们何会有今天雇凶杀人的疯狂？“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官员有德，方能善待权力、服务百姓，营造一个公正、正义、理性、负责的社会道德环境。一旦“官德”变异，掌权就会异化成失去公正、公平意识追逐权利，玩弄权力于股掌之间 ，就会弄虚作假、包养情妇、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就会带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下降。对于干部的德，如何建设，怎样衡量，特别是像雇凶杀妻这类官员，应该说是带病上岗的德，这种病德平时以不同形式是有所表现的，关键是我们的干部管理如何建立一套科学机制，考察干部不但考察岗上，还要考察岗下；不但考察单位表现，还要考察家里作为；不但考察工作交往圈，还要考察社会交际圈，及时发现德病，及时疏导治疗，否则“德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就会遗下大患。雇凶杀妻这类官员的出现，很现实的拷问着我们的干部管理机制，健全官德建设、官德考察科学机制刻不容缓！
法，这种现象的主体人物的法的意识是扭曲的，惟我性强。以法处事，以法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毋需多说，就是自身陷入无力解决困境时，也不能昏头，必须借助法律，用法处理。吕德彬讲，他与前妻离婚后，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俊红。陈俊红对父亲照顾周到，于是两人成婚，生一子后，陈俊红的性格大变，对吕的个人生活多疑，看管很严，经常破口大骂，还动手打人，甚至让吕德彬下跪。吕德彬不能忍受，曾提出离婚，但陈俊红不同意。吕升任副省长后，家里情况曾向组织反映，没有结果。吕德彬也曾想“把她打个残废，大不了养起来。”与陈俊红出外旅游，寻机把陈俊红推下悬崖。为此，吕德彬找到老部下新乡市原副市长尚玉和密谋，让尚出面花钱买凶动杀。两人自信“这样比较保险”。不难看出，吕有计划、有预谋，杀人动机明确。其实，吕只要选择用法律手段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怕家丑外扬影响自己政治前途，买凶杀妻比较保险，只要作好前期准备，编好事情缘由等情况，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影响，不费多大劲就能把事摆平，这样既可保住自己的面子，也可躲避打击。这种病态心理，根就在权，权大于法，权就是地位、就是金钱，手里的权可以进行法律交换，什么事办不成？把权膨胀的无所不能的利器，自己也就成了无法无天的利器持有人，利器在身，孰能奈何？我，超越法律之上。以身拭法，和法律开起了玩笑，法律把他的如意“算盘”拨向了失算，去年 9月30日下午吕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庭上吕竟然情绪激动，拒绝戴镣铐。杀人偿命是谁都懂的基本法理，吕还觉得自己冤枉，可笑、可叹、可悲，吕的玩笑开得有点大了。花钱买凶杀人，刑法中的重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0月17日一声枪响，吕德彬被枪决，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力量和权威。枪响应该震醒一些官员麻痹的扭曲的法律神经。
欲，这种现象的主体人物的欲望是膨胀的，展延性强。人有欲望，适度适可，超过了度就不是适度而是失度，失度就背离了欲望的初衷，游离到另一个极端，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反作用是难以预料的。吕德彬死就死在“欲”上――摆脱老婆的控制欲，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吕德彬与前妻关系不和离婚。陈俊红做保姆照顾吕父有功，吕便同陈结婚，又生一男孩。陈深知寄人篱下之难，自己身份卑微，但聊以自慰的是长得漂亮，又为吕家续了香火，素质平平的农村妇女，熬成尊贵的副省长夫人，不甘做贤妻良母的变态心理，权欲和控制欲迅速急剧膨胀。所以，陈俊红严管吕德彬，破口骂，动手打，让吕跪搓板。吕德彬遇上一位让男人无法忍受的沷妇。而这个泼妇，本案中的受害人，其变态性格形成的原因可能会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控制欲。类似这样的不良家属，有的仰仗夫权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丑态百出；有些则成为贪赃枉法的帮手和推波助浪者。吕妻没有文化，没有玩弄金钱与权势的资本，就把丈夫这位万人之上的高官掌控手中，满足潜意识中的官太太的权力欲。错乱了自己身分的副省长夫人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变态欲望的同时，使吕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要么是冒着丢官风险，与其对薄公堂，依法离婚；要么是忍受打骂跪之辱，继续没有幸福的地狱式婚姻。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夫人摸透了当今政坛的规则，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婚姻变故，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有着这样一个致命威胁，足以成为杀手锏而使其不敢选择前者。于是，想既要摆脱不幸婚姻、又要保住政治前途的副省长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冒险用犯罪的方式以求两全。这里，我们反思，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夫贵妻荣的习惯和文化传统，这位最后的受害人甘当普通妻子，就不会有这么多控制欲，也就不会有“在产下一子后、陈俊红性格大变”的女王感觉，就会当好普通妇女的角色而不至于导致吕德彬无法忍受；如果我们的体制不把婚姻问题当做政治问题，而象国外一样，同性恋也可当部长，“拉链门”出现还可力保总统位子，让自己的婚姻与感情得到民众的理解和宽容，那么吕德彬也可理直气壮上法庭求得离婚判决。可是，特殊的官场文化让吕德彬既遇上了让权欲膨胀得变态的配偶，又遇上了不能解脱不幸婚姻的组织潜规则，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吕德彬是不可饶恕的，恶劣的官场文化不能不说是这场悲剧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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