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的编序进行了整编。

　　这次整编的动作比较大。正式取消了军一级番号，原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师编为团，团编为营（红一军团所属部队原没有营一级指挥机构，由团直辖连）。军团以下直辖新组建的建制师，一个师辖三个团，一个团辖三个营，一个营辖三至四个连；连以下基本未动。整编后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杨宁（即毕士梯）、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团辖一、二、三师。红一师辖一、二、三团，分别由原红七师、红九师和红二十二军六十四师缩编而成，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红二师辖四、五、六团，分别由原红十师、红十一师和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缩编而成，师长徐彦刚、政治委员胡阿林。红三师辖七、八、九团，分别由原瑞金模范师、中央警卫团、东南战区模范团、军团教导团和红二十二军一部合编而成，师长周昆、政治委员伍修权（红三师实际上没有归建红一军团，一直由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并于当年十月编入新成立的红九军团）。

　　红十一师缩编为红二师五团，原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分别编为一、二、三营；团长吴皋群、政治委员刘亚楼。同时，原十一师部分干部被调配到四团，我也在其中，被分在红四团三营七连一排任排长；原三十二团政委杨成武被任命为红四团政治委员，团长是萧桃明。萧团长于同年十一月在南丰战斗中牺牲，随后由红一师三团参谋长耿飚接任团长。

　　藤田整编后不久，红二师在宜黄地区与国民党的一个旅打了一仗，小有收获，随后对宜黄实施包围。后因发起的几次攻击都未能奏效，部队撤围宜黄，在永丰、乐安一带休整

　　六月底的一天，营部通讯员通知我去团部，说政委找我有紧急任务。我赶到团部时，杨政委正在那里写东西。见我来了，没等我开口就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十六了。”我觉得挺奇怪，心想，政委为什么问我的年龄？我们是老乡，一起从长汀出来，他应该知道我的年龄啊！他见我有些紧张，连忙说：“你别急，是好事。团里准备送你去‘红校’学习。”

　　近两年，部队隔三差五地选派一些连、排干部去“红校”学习，师团一级的干部也有抽调去的。我原来所在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当时正在那里学习。学成回来的人，个个成了部队的骨干。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都很羡慕这样的机会。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只上了六个月的私塾就被迫缀学，当时的情景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参军以后，我仍然梦想着能够再上学。今天，真的有机会去上学了，上的还是“红校”，心里当然感到很高兴，也有些激动，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咧着嘴笑。政委看着我的样子，也笑了，对我说：“你先坐下喝点儿水，还有两个同志要来，我们一起谈。”说完，让警卫员给我倒了一杯水，他继续写着东西。

　　一会儿，人到齐了，原来是每个营一个。政委开始正式和我们谈话。也许是他对我比较了解，只问了其他两个人的情况，然后对我们说：“这次机会难得，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们虽然离开了，可还是四团的人，千万不能给团队丢脸。”然后又说：“学校里有军事班和政治班。分给我们的三个名额，有两个是军事班，一个政治班，以后出来要当政工干部。你们都是当连、排长的，是军事干部，我想听听你们自己的意见，都有什么打算？”

　　我们三个没有开口，或许是都想先听听别人怎么讲。不过真要让我自己说，一定表示要上军事班。

　　他看我们都不说话，就笑了笑，然后直接对着我说：“听说你还会作诗？反‘围剿’时，你的诗还很能鼓动人嘛！我看，你是干政工的料，就上政治班吧。”

　　看着这位既是首长又是老乡的政委，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机械地点了点头。可心里琢么，我编的顺口溜哪里够得上诗？不过是政委给我戴上一顶“高帽子”堵我的嘴。在他的心里，肯定早就决定了要我去政治班。别看他只大我三岁，是个刚满十九岁的年轻人，但非常老成，已经是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了，在战士中间也很有威信。

　　告别战友后，杨成武政委亲自送我们上了路。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去军校，竟从此离别了曾经战斗和生活了整整三年的老部队。从一九三零年六月参加红四军，到现在的红一军团，我随这个部队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战斗，负过伤，挨过处分，也受过嘉奖。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失去战友的难忘记忆。这些记忆，在我的经历中暂时告一段落，并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一行三人离开藤田的驻地后，连夜赶往瑞金。因为心情急切，一百五六十里的路程，不到两天就走完了。

　　学校设在离瑞金不远的地方，它的全名叫“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

　　毛泽东在红军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曾做过教员的缘故，尤其重视教育。他说过：“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的道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但为战胜敌人，也需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人才。”他还说过：“国共合作时有个黄埔，我们要办‘红埔’。”

　　自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根据地后，办随军学校就成了这支部队的传统。一、二、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战争形式也由游击战向着运动战转变，不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还是苏维埃政权建设，各方面都亟需人才。开办学校，训练干部，适应战争和建设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毛泽东亲自提议将原红一、三军团的两所随营学校和闽西红军学校（红四军于一九三零年在福建龙岩创办）合并，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个校名和黄埔军校的名字完全一样，由萧劲光任校长，何长工任代理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一月，刘伯承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五月，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一九三二年秋，由叶剑英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六月，刘伯承再次接任校长兼政委。

　　“红校”的创建，得到了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军委以及根据地军民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集中了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来办校，选调了一批专家、学者、红军名将和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及表现好的俘虏军官来校工作，可以说是群贤毕至。由于学校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人才，师资力量比较强。从校长到各级领导、教员，不少都是经过苏联军校或黄埔军校等正规学校培养出来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刘伯承校长曾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川中名将，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前任校长叶剑英，担任过黄埔军校教授部的副主任。教育长邓萍和校务部长杨至诚、训练部长林野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过学校其他领导职务兼教员的左权、郭化若、陈庚、陈伯钧、洪水等，也都毕业于黄埔军校；黄火青、伍修权、庄田、欧阳钦、吴亮平、张如心等，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或政治；边章五、韩振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苏进曾经留学日本。

　　为了加强“红校”的教学工作，毛泽东还担任了“特约教员”。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党的高级领导人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也做了特约或兼职教员。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等多次到学校作报告、讲课。朱德、王稼祥等还分别担任了《游击战术》、《党的建设》等课程的教学。

　　在我入学前，“红校”已经开办了五期学员班。其中，第五期的学员学习尚未结束，和我们同时在校学习。我们是第六期学员，学期六个月，自七月开学，至次年一月结业。

　　第六期学员队分为军事团、政治营，主要是培养连队基层干部。另外，还有一个高级班，学员为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团职以上干部；一个上级班，学员为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连职以上干部。同时还开设有特科班，培养工兵、炮兵、重机枪、防空等特种兵干部。虽说是学校，但仍保持部队特色，统一按团、营、连编序。在平时，学员们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学习。有战事时，可以随时像正规部队一样拉出去打仗。所以，人们又称“红校”是“军事化的指挥学校，正规化的战斗部队”。

　　初到学校，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这里的正规化气息非常浓，所有的教官和学员都必须着装整齐，按严格的时间作息。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一套制式统一的新军装和被服，还有一顶特制的斗笠，发的步枪是清一色的“汉阳造”，就连打背包用的竹片夹子都是按相同的尺寸制成的。

　　听教官说，过去从各部队和各根据地来的学员穿着的军装各式各样，杂乱的很。为了一致，刘伯承校长亲自指示有关人员，为军校学员设计了统一的新式军服，军帽是仿制列宁生前常戴的八角帽，帽上佩戴红五星，领口缝上红领章。“红校”学员的这种军服，逐步成为部队统一的服装，也是红军最早形成的制式服装。

　　我所在的政治营，所有的教官和学员都是共产党员。学员主要是部队的连排干部和少数地方党组织选送的人员。营连主官由教员兼任；政治指导员和班、排长则由学校指定学员担任。政治营一共有五个连，营长钟伟剑（后调任军事团团长）。

　　我被分在政治营二连，连长孙毅、政治指导员魏洪亮。学员的年龄大小不一，最大的有三十来岁的。我是连里年龄最小的，刚满十六岁。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不少人根本没上过学。我因为上过半年私塾，还认识些字，文化程度属于中等。

　　学校安排的学习，主要是军事、政治和文化（包括科技）三个方面的内容。在教学上，虽然采用了苏军的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根据学制短、学员文化水平低和培训对象是连队干部等特点，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学以致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从军政干部各有侧重的要求来安排教学。在学习过程中，还根据红军技术装备的不断改善而更新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强调采取“研究式”、“启发式”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学员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和教学实效。教官在教学上也采取了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体验的方式，让学员通过实际操练来加深课本知识，使课堂与战场、学校与部队紧密结合。

　　我们都感到，“红校”所教的，正是部队要用的；课堂上所讲的，基本都是战场上急需的。

　　为了使学员了解更多的知识，学校还采取了专业教官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教授方法。担任“兼职教师”的党政领导，既是革命家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讲起课来，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学员们虽然只能了解些“皮毛”，但已经是大大开阔了眼界。

　　学校的训练和部队的战斗生活有很大区别。在部队时，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训练只能利用战斗间隙。即使是操练，也多是注重统一号令，步调一致听指挥。至于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规范，服装是否整洁，则不强求。在学校里，对每一个人的军容风纪要求就特别严格。像立正、稍息、齐步走等队列训练，不仅要求做到令行禁止，还必须是动作规范，整齐划一。

　　记得我第一次上操场科目训练课时，连长孙毅来到我们班。班长一声：“立正！”大家都赶紧站好。连长围着我们转了一圈，别人都没什么事，可当他走到我身后时，一拳打在我的背上，大声说：“把背伸直喽，胸挺起来！”接着又用脚在我两条小腿的外侧一边踢了一下，说：“把脚跟并拢！”当他回到队列前面时，非常严肃地说：“立正，是队列训练最基本的动作，也是对军人姿态最基本的要求，直接体现军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必须严格按照要领去做，就像我这样！”说完，他一个左转侧身对着我们，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展现在我们面前。别看他的身体瘦，但一招一式和那笔直的身体里，都透着职业军人的精气神。

　　许多年以后我曾向老连长提起这段往事，他笑着对我说：“那时侯多少还有些军阀作风。不过说实在话，你当时的立正姿势也确实难看！”

　　孙毅是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的，原来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名中校参谋，曾参加过北伐和反蒋战争。来“红校”前，他在红五军团三十八师任参谋长。在学校里，他是一名非常严厉的教官，同时也是以身作则的典范。也许是因为在国民党军队里待的时间长，他会偶尔流露出一些旧军队里长官的习气。不过，听说就在我们入校前，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作风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在训练中，他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在生活上，他对大家是非常关心的。

　　记得有一天，连长在给我们上《内务条例》课，讲到一半时，有个叫赖光勋的学员突然大声：“报告！”他问：“什么事？”赖光勋脸憋的通红，急切地说：“我要拉屎，憋不住了！”我的这位福建老乡没等连长发话，就窜出了课堂。要照过去，连长一定会大发雷霆，可这次却没有发火，反而问大家：“还有谁有情况？”这一问不要紧，一下子站起来十多个，都报告说要上厕所。他当机立断，大声说：“现在停课，你们快去处理情况！”说完，他自己去了学校医务所，把大夫请来了。经大夫检查，这些拉肚子的人都患了急性胃肠炎，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食物。由于连长的经验和果断，使生病的学员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都恢复了健康。

　　政治营非常重视革命理想和人生观的教育。从我们入校的第一天起，教员们就在各种场合反复向我们灌输什么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党的奋斗目标。通过比较系统的政治课教学，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了初步认识。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论述；学习了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就中国革命写的一些文章。教官为我们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使我不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还被一批气吞山河、英勇壮烈的先烈们所感动，从他们的事迹中受到教育，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具有像他们那样的品质。

　　对像我这样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学员来说，听教官的理论课，有时会感到比较吃力。但奇怪的是，对一些党政领导人讲的课，虽然次数不多，却都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家最喜欢听毛泽东讲课，既生动又好懂。我记得，他在讲红军是为什么打仗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来当红军闹革命，不是要占山为王，不是一伙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更不是组成帮会的乌合之众，也不是就为了自己能吃饱饭；我们要让所有还在忍受饥饿的人都能吃饱饭，过上好生活；所以，就要打倒一切不让我们吃饱饭的反动派。

　　他的这些话是很有针对性地。在旧军队里，当兵吃粮拿饷是大多数人的目的。在红军里，有这样认识的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人更是如此。我参军时，最初的想法也是能让自己吃饱饭，不再受人欺负。毛泽东的话对我启发很大，知道了穷人吃不饱饭，是因为世界上还有不让我们吃饱饭的反动派的存在。教官在结合革命理想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时，大家体会最深的，就是毛泽东讲的，要让天下所有还在忍受饥饿的人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通过学习，我虽然认识上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思想还非常单纯，说不出多少革命道理。在发言讲学习体会时，总是说：永远跟着共产党；当一辈子红军；困难的时候不逃跑；打仗的时候不怕死；决不当俘虏；等等。我很羡慕一些能把大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战友，也曾暗下决心向他们学习，有意识地注意锻炼语言能力。不过，我还是认为做得好比说得好要强。所以，虽然我发言不如一些同学，可在其他各方面都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学习成绩总是优秀，因此也经常受到表扬。但当时终究还是年轻，也有过一些轻率的举动。

　　连里有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学员，彼此很要好，课余时间经常在一起玩耍。有一次上爱国主义教育课时，教官提到了历史上抗击外族侵略的爱国将领岳飞，讲了岳母刺字的故事，我们听后很受感动。

　　下课后，大家凑在一起议论时，一个伙伴突发奇想，说：岳飞的母亲为了鞭策他为国效力，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他的背上；我们是革命战士，也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刺上“红军”两个字，以表示我们无论生与死，永远是一名红军战士的决心。

　　我们很赞同他的提议。可是，把字刺在哪里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觉得像岳飞一样把字刺在背上不好，穿上衣服别人也看不见。红军战士应该光明正大，不用藏着掖着。最后决定，把字刺在手臂上，左臂刺“红”字，右臂刺“军”字。

　　说干就干。一个战友找来了碳笔，我们相互在手臂上先把字写好，然后，用缝衣针照着笔画一针一针地互相在手臂上刺起来，边刺边用纱布擦去流出来的鲜血。不管是刺字的还是被刺的，每个人都紧闭双唇，不吭一声。在给我刺字时，开始感觉很有些疼，后来就麻木了，觉得手臂发涨，被刺的地方痒痒的。事后，我们就象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很兴奋和自豪。

　　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就为自己的冲动和冒失后悔了。

　　那一天上军教课，科目是侦察与反侦察。当教官讲到化装侦察时，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意识到，由于自己的轻率行动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课后几个伙伴聚在一起，先是互相埋怨了一番，后来又想有什么办法把刺的字去掉？去找医生吧？又怕事情暴露了挨批评。这时有个同伴说，我们刺的并不深，也许过些日子，字迹就会消失；再说，哪有那么巧，就一定会派我们去侦察？如果真要发生什么情况，到时候再说。大家也确实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这样了。

　　一年后，我的这三位同学先后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战斗中牺牲了。七十多年过去了，在我左右臂上分别刻下的“红”、“军”两个字，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略嫌模糊，但仍依稀可见。没想到，由于当年一时的轻率举动，却在我的身上留下了那个年代的见证。

　　也是在过去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岳飞所处的宋朝实行的是“刺字为兵”的募兵制，每个士兵身上都被迫刺上一个“兵”字。也有人说，岳母刺字的故事，不过是依此杜撰出来的。

　　“红校”的学习训练虽然严肃、紧张，但业余生活也不乏充实、活泼。学校办了好几种刊物，像《革命与战争》、《红色战场》、《红色周刊》等，上面经常刊登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彭德怀、陈毅等红军高级干部的文章。

　　一天的紧张训练过后，晚饭后的活动就显得丰富多彩了。学校组织了一些课余研究小组和文体活动小组，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报名参加。有时，教官还教大家玩有趣的军事游戏，组织班排之间的模拟战斗对抗。学校以及各团、营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由学员自编自演反映战斗和学校生活的小节目。

　　有一次，营里组织活动，我也登台朗诵了几段歌谣。其中有一段是：“塘背革命最认真，红皮红骨并红心，什么灰也抹不白，不灭白匪不甘心。”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首诗是表现家乡人民革命决心的。还有一段：“二九暴动塘背乡，石头打敌要缴枪；短刀摸进敌营部，缴获枪弹与皮箱。”大家听了，都嚷嚷着说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就给大家讲，这是讲述家乡赤卫军的两个小故事。前两句讲得是：一个赤卫队员夜间外出执行任务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站岗的白匪哨兵，见四周没有其他敌人，就捡起一块石头悄悄摸到背后，用石头将哨兵砸晕，缴回一支步枪。后两句讲得是：附近村子新开来了一伙敌人，两个赤卫队员去侦查情况。他们摸进村里，发现一个大屋门前有两个哨兵，都睡着了，就用匕首将他们刺死后进到屋里。见里屋有人睡觉就没有惊动，悄悄地将外屋的两口大皮箱提上，把靠在墙边的几只枪背上就回来了。原来，这是白匪军的一个营部，他们缴获的皮箱里装满了钱财和文件。同学们听了我的讲解，感觉挺新鲜，一边笑一边给我鼓掌。

　　学校的生活过得很快，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九月下旬，“红校”第五期学员结业离校。十月中旬，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红校”进行了大改组。

　　原“红校”的高级班和上级班改编为“红军大学”。为了纪念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苏共党员郝西史，“红军大学”被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由何长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我们第六期学员所组成的团队改编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并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简称“彭杨军校”），陈庚任校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不久，黄火青调去做国民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由刘西平继任政治委员。命名为“彭杨军校”，是为了纪念澎湃和杨殷两位烈士。澎湃是中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牺牲前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杨殷是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共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牺牲前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澎湃、杨殷等人在上海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八月三十日既被杀害。

　　刚入校不久的“红校”第七期学员所组成的团队，改编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并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林野任校长，张际春任政治委员。“公略”是原红三军军长兼军委书记黄公略的名字，他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吉安战斗后期遭敌机轰炸时牺牲。

　　原来的特科班学员组成的连队合编为“特科学校”。

　　另外，还新成立了“卫生学校”、“通信学校”、“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

　　我们“彭杨军校”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校舍都是学员们自己搭建的简易房屋。学校按照团的编制，辖军事一营、二营和政治营。

　　在“红校”整编的同时，国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亲自指挥五十万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苏区各项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反击敌人“围剿”上来。十月中旬，中革军委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了与敌人决战的电令。十月下旬，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我们学校里有一些领导和教官，也被抽调充实到各作战部队。

　　学校里的学习秩序虽然井井有条，但已经充满了紧张气氛。不断从前线传来的消息，时时牵动着大家的心。

　　面对采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作战原则的国民党军，中革军委采取的策略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能丧失苏区一寸土地”，命令我红军主力在十月下旬于硝石、姿溪桥等地与敌人决战，并主动向敌发起攻击。结果，不仅没有挡住敌人进入苏区，反而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当时的红一、三、五军团和第十九、二十师等主力部队由于战斗减员，共缺编达两万五千人之多。而此时，中革军委不仅没有抓紧时间集中力量补充主力兵团，反而不合时宜地又新组建了七、九两个军团。在形式上，红军的军团数增加到了五个，但红军总的兵力并未增加，反而由于削弱了原有主力军团的力量，使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从十一月初开始，我军又开始向据守堡垒的敌军发起了进攻，至中旬，先后组织了浒湾、大雄关等战斗。但不仅未能收复失地，也未能阻止敌人继续向苏区境内推进。

　　在大雄关战斗中，我红一军团经历了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一仗。后来听说，我们二师四团在战斗中打的尤其英勇，战例被记入了军史。战斗中部队伤亡很大，我们红二师伤亡最重；其中，师长陈光负伤，师政委胡阿林负重伤后牺牲；四团团长萧桃明牺牲，营连排干部伤亡过半；五团团长朱瑞秋负重伤，政治处主任张兴牺牲。听到自己的老部队遭受如此大的伤亡，我心如刀割，难受极了。

　　前线的战友在浴血奋战，各军校遵照总部的命令，仍按原定学习计划继续进行。

　　此时，一向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于十月下旬主动与红军谈判，并签定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十一月二十日，他们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南京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对付“福建事变”，命令进入苏区的部队改进攻为防御，就地构筑碉堡封锁线与我军对峙，主力则调往福建、浙江等地镇压十九路军。

　　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十九路军的反蒋行为，是国民党内部的“狗咬狗”争斗，“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根本不打算真正与之联合共同抗击蒋介石。

　　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变化，向中央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这个建议，却被中共临时中央指责为“逃跑主义”。他们宁愿接受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命令红军也到处构筑碉堡，采取堡垒对堡垒来阻止敌人进攻，坚持“御敌于苏区之外”的做法，不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一九三四年一月，“红校”第六期学员毕业了。

　　就在我们离开学校之前，接到总部命令，由我校学员组成一个阅兵方队，参加即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开幕式的阅兵式。

　　前方在打仗，后方在兴师动众地准备开大会，听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是中央下达的头等政治任务，必须认真完成。于是，学校暂停了毕业学员的分配工作，集中在校的几百名学员开始了紧张的队列操练。

　　一月二十二日是“二苏大会”正式召开的日子。这一天天还没亮，我们就整装完毕。大家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每个人还发了一顶擦的锃亮的钢盔。这些钢盔，是从各个部队缴获的战利品中集中起来专为这次盛典准备的。因为数量不多，仅够我们一个学校的方队使用。

　　六点多钟，参加阅兵式的各个方队都集中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在一个叫鹅公岽的地方有一片空地，作为临时阅兵场，边上搭建了一个临时检阅台。检阅开始前传来几声炮响，因为事先已经通知大家要放礼炮，所以没有引起什么慌乱。

　　阅兵分列式开始后，走在最前面的是“红军大学”队列，学员全部是师团级指挥员。他们的穿着和我们不一样，都是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马裤和皮鞋，显得非常神气。我们彭杨步兵学校的队列走在他们的后面。或许是我们的步伐特别有力整齐，或许是我们带的钢盔和枪刺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当队伍进入会场时，引起观众非常热烈地鼓掌。当听到命令时，我们一致把头转向检阅台致敬。我隐约看到台上站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他们都曾到学校来给我们讲过课。在我们队列的后面，陆续跟进的是公略步兵学校和红军其他学校及社会团体的队伍。

　　阅兵一结束，我们立即返回了学校。在学校的操场上，陈庚校长宣布了命令。我们这一期学员，除留校和留在总部工作的少数人外，分别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因为前方战事吃紧，命令我们立即赶赴部队。

　　我被分配到红九军团。第二天，就和同伴们一起告别学校赶往部队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