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一个夏天，我拜访了南京大学生化系的老教授郑集。当谈起曾昭抡教授时，他立即用非常敬重的语气说：“我比曾先生小一岁，自1934年至1946年，我与他一直在一起工作，共事12年。曾先生做学问、教书、为人这三方面都没有缺点，我很佩服他。现在像他那样的人很少。他的唯一缺点是不修边幅，身着一件布长衫，脚穿一双布鞋。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外文、中文都很好。为人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淡泊名利，办事严谨，认真负责。他创办的《中国化学会志》很长时间是他自己出钱才坚持下来的，他亲自修改稿子速度很快，办事效率极高。他不应该那么早就去世，他应当活到现在才好。”这是对曾老师至真不饰的评价。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执教。其间在1951—1957年，曾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曾老师针对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从队伍的组织培养、优秀学生的选拔、教师深造，以及一些基础科学建设、填补国内空白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创办了《中国化学会志》（《化学学报》前身），亲任主编长达20 年之久。抗战期间没有资金来源，为了使刊物能继续出版发行，他自己出钱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为了保证刊物质量，他亲自审定和修改稿件，直至出版发行。他是中国化学发展的先驱，是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首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教授在武汉逝世。他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终生酷爱的科学和教育阵地。

   武 大 岁 月

   　　曾老师对我的教导长达八年之久，使我终生受益。

   　　我于1956年8月到武汉大学化学系报到，直至1961年7月本科毕业，五年的大学生涯正是青春岁月。东湖的水澄澈涟漪，珞珈山的奇卉异木，名品千万，四季风光将武大校园装扮得如诗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在老师教导下，我学到了丰富的科学知识。

   　　1958年4月，学校开始上课不久(当时我在读二年级)，一天，我去食堂用餐，一位值班工人对我说：“听说你们系最近来了一位了不起的教授，他能把稻草用化学方法做成衣服。”我惊异地答了句“不知道”，心想如能有机会听他的课那该多好！没想到几天后，我和同班两位男同学就被安排在曾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做科研，完成某些实验项目。

   　　初次见面就觉得曾老师精神矍铄，身材魁梧，戴一副无色透明的眼镜，穿一套深蓝色的旧中山装，随身携带一个深咖啡色的公文包，没有权威架子，对学生一视同仁。他告诉我们，这个小组的科研题目是“合成具有特殊性能的含锡高分子化合物”，并要我们仔细阅读文献，一周内写出文献总结报告。当时，他给我们列出的数篇文献中有一多半是英文，只有极少数几篇是中文。而我从初一到高一学的是英文，后来改学俄文了。不过每周晚上有一次专门对化学系年轻教师开的英语课，我有幸参加旁听。曾老师将我们带到系图书馆，亲自教我们如何查阅文献。他说：“这个图书馆的资料比北京大学化学系图书馆的资料要少得多，不过还是能够正常开展工作。”

   　　每天从早晨8点到晚上9点，只要系图书馆开门，我总是拿一本英华大词典和一本英汉化学化工词汇，一个词一个词不厌其烦地查。刚开始时读英文的速度极慢，半天才读一段。好在曾老师也常跑图书馆。不管酷夏严冬，刮风下雨，他总是埋头查看浩瀚的文献资料。我实在有看不懂的英文句子，就去请教曾老师。每次他都耐心讲解，从单词、语法到复杂的长句都亲自给予指教，直到我完全弄懂。他说：“不要怕麻烦，要勤于查字典，熟能生巧。”

   　　一周很快过去了，中文文献全部看完，而英文文献只看完一半多，还有少数几篇来不及看完，只得急急忙忙写完总结报告。曾老师看后严肃地对我说：“你写的总结报告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文献指引。必须仔细阅读文献，全部查看之后，重写，再交给我看。”“文献是前人工作的总结，你要把它读活，使文献为你的科研工作服务。”这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有关文献，完全重写了总结报告。他看完后对我说：“以后一定要按照这种格式写，一定要有文献指引，一定要有根据。文献读好了，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好处，有助于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

   　　他除了指导我们的“有机锡组”之外，还指导“有机氟组”、“有机硅组”、“有机硼组”等。刚刚查看完文献，紧接着开始实验室工作。各种设备、仪器、药品，特别是那些有剧毒的、易燃易爆的危险药品，一定要经过曾老师签字才能领到。他每天早上先到实验室，然后再去系图书馆，等到系图书馆下班关门后，他再回到实验室看看。我们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向他请教。他要求：实验之前，温度计要校准，要查好与实验有关的药品、产品的物理常数；在实验过程中，详细做好原始记录。实验的时间、室温、大气压、药品等级和出产厂家，每一步操作规程、实验过程中发生的现象等均应记录得清清楚楚，以便以后重复。他常说：“正确的实验结果是经得起重复的。”

   　　有一次，系图书馆下班关门后，曾老师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三人就实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奇妙现象向他请教，并与他讨论，研究下一步该如何操作。不知不觉到了深夜12点多，我们决定送曾老师回宿舍，一路上师生四人边走边谈，天高月朗，大家谈笑风生，讨论得很热烈，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他说：“你们以后还可进一步做些含铅、含镉的具有特殊性能的高分子化合物，这在国防上很有价值。”

   　　由于事情太多，我们三个学生实在忙不过来，几个月后，系里又调来一位同班女同学，“有机锡组”共有四名学生。武汉是全国闻名的大火炉。那时图书馆只有几个吊扇，我们常坐在电风扇下看书，而曾老师是哪儿拿文献方便就坐哪儿，汗流浃背也不在乎。冬天寒风刺骨，白雪皑皑。屋檐边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柱。室内没有暖气设备，手冻得红肿，生冻疮。他还是一如既往。

   　　曾老师平常走路常沉思默想稳步前进。有一回寒冬，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道路很滑。曾老师不小心跌了一跤，衣服上一大块湿泥浆，他也没回宿舍去换干净衣服，而是穿着去系图书馆，那衣服上的泥浆由湿变干，然后自脱。

   科研教学重如生命

   　　曾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高分子物化课，教室里座无虚席，走廊和门外都坐满了人。许多青年教师跑来听课。曾老师讲课声音不很高，但很清晰。他总是站在科学最前沿，问题分析得特别透彻，很受学生欢迎。

   　　那个年代大学通常都是五年制，一晃我们已进入第五个学年，正式开始做毕业论文，我被安排在另外的实验室，一个人做一个课题，实验室除了一排实验桌子外什么也没有，真是一筹莫展。曾老师批评我说：“条件好对于科研工作固然有利，但是要面对现实，在条件差的情况下，通过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同样也把科研课题完成好，那才是真本事，那更能锻炼人。”一席话使我猛醒，一切都重打锣鼓新开张，不分白天黑夜忙得不亦乐乎：白天上班跑仪器设备、器材药品，星期日和晚上做实验，有时带着馒头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

   　　一天晚上，我看到实验过程中温度已稳定，于是在写完实验记录后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个多小时过去，等我醒来一看，真糟糕！温度已上升了几度，我尽快降低温度。当曾老师来到实验室时，我将此情况如实告诉他。曾老师郑重地说：“做实验一定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千万不能打瞌睡。如果你做一个大项目，已经做了一年，甚至于几年，做到最后，一不小心出了问题，前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就全部白费，前功尽弃，那多可惜！做实验要思想高度集中，不能丝毫马虎，注意观察实验过程发生的现象并详细记录，对于每个细节都不要轻易放过。不过你也得注意劳逸结合，明天早晨来重做。”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毕业论文《在超声波影响下的希曼（Schiemann）反应》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2期上。

   　　刻骨铭心的教导，几十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牢记不忘。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有时实验必须连续作战几十个小时，即使累极了，也没敢趴在桌子上休息。似乎曾老师的教诲还在耳边回荡。

   　　曾老师平时常说：“要关注学科的发展前景，了解有关学科的新思想、新动态，特别对于新近的期刊、杂志要阅读。如果没有时间，就只读摘要，万一连读摘要的时间也没有，那也得浏览一下目录，要知道目前世界上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单位、何人在做这类工作等等，做到心中有数。这对于自己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是有所启发和帮助的。也许有一天你可能也做类似的工作。了解世界科学的前沿，促使你不断创新，使你的工作变得真正有价值。”他还说：“平时身边总要携带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以便随时随地记录有关资料，破笔头胜过聪明脑袋。”他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个公文包不离手，那公文包内装有各式各样的本子，在本子内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有条有理地记满各种资料。无论出差或在外开会，他总是勤于思考，纸笔在手。

   　　有一次我在系图书馆查文献资料，还没有看完，下班时间到了。我急急忙忙将那本英文书的一页折叠一个角，以便下次很容易就能翻阅。正巧给曾老师看到了，他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把书页折叠角，这样做容易损坏文献，我们要爱护公物。你有记录本，将你没有看完的页码记录在记录本里，下次来看文献很快就能找到，一点也不麻烦。”我赶快将折叠的书页角拉开，并用手将折叠痕迹压平。的确，在曾老师眼里事无巨细，处处严格要求认真负责。

   　　在查阅文献中，我发现，曾老师精通多种外语。他的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均很好。一次，我们查到一篇日文资料，对正在进行的实验关系极大，可是我们四人谁都不懂日语。曾老师叫我去化学系了解一下，看谁懂日语。当时全系只有一位教师懂日语，可他很忙，没时间帮我们翻译。曾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近来日本的高分子科学发展很快，要看的资料还很多。看来我们得马上开始学日语。”他还说：“要真正掌握好一门外语，只看专业资料是不够的，还要读点文学书籍。”他说他学俄语就是读了一本《联共（布）党史》才真正过关的。在我工作以后，他还多次来信谈及日语学习，向我推荐日汉词典。这本词典对我确实很有用。我在吉林大学进修时，曾老师还鼓励我说，吉林大学化学系懂日语的教师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也要学好日语。1962年暑假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还拿出一本日文版高分子化学书要我把绪论翻译给他看。我欣然从命。那时，他已经相当精通日语了。

   师生通信情谊长存

   　　1961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防化学院（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六系，现已迁至北京市阳坊）任教，并穿上了军服。刚走上工作岗位，我就给曾老师写了封信，问候他的健康情况，并附去一张我的毕业照片。他很快就回信给我，从此开始了历时五年的数十封通信。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而他早已是化学界的大权威，这种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在信中鼓励我：“在新的岗位上要努力做好教学工作，并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创造条件开展科研工作，科学研究与教学质量是相辅相成的，科研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高等学校不仅仅是教学中心，也要成为科学研究中心。高等学校既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却只字未提他的身体情况。

   　　在信中，他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照片背面附有签名。同时，还附有一封给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的信。正巧，此时防化学院派我去吉林大学化学系进修高分子物理化学。我即时找到唐教授家，将信面呈。唐教授很高兴地接过信立即开封，同时问我道：“你怎么认识曾老师的？”我答道：“他是我的老师，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他带的。”唐教授立刻说：“他也是我的老师。”看过信之后，唐先生说：“我们的研究生一般是三年毕业，你的工作单位有教学任务，可以将时间放长一点。我现在正在给研究生讲高分子物化课，每周一次，你来听。”并说：新学期刚开始，你最好现在就去物理系听高等数学课，化学系的高等数学课学时太短，内容太简单，不够用。”我回答说：“一定听您的指导。”在我告辞时，唐先生给了我一本英文版的高分子物化书，要我仔细一读。同时告诉我说：“我有一位研究生在沈家骢主任（时任高分子教研室主任）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把你也安排在这个小组。我会告诉沈老师，平时跟沈老师开展科研实验工作。”从此，在曾老师关怀下，我在唐先生和沈老师组里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曾老师也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并多次来信要我好好学习进修课程。曾老师在信中说：“你在参加吉林大学化学系高分子物化课的每个教学环节之余，还可抽出点时间与吉林大学的老师合作做点科学研究工作。”在学习、工作甚至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总是写信向他请教，曾老师都是十分及时地来信鼓励我努力学习，指点我改进学习方法，要我正确对待各种困难，却始终不提他的病情。

   　　在防化学院图书馆，我偶然见到曾老师年轻时写的《原子能》。惊喜之余，当然是拜读。从中了解到宇宙的各种现象彼此之间联系密切、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其一即动其余。曾老师不仅是化学泰斗，而且在物理学方面也有很深造诣。

   家中相聚竟成永诀

   　　1962年的一天，我收到了曾老师的一封信，说领导部门安排他和夫人俞大　教授一同去内蒙古海拉尔疗养。那时我因母亲病重，正要回湖南探望，就写信告诉曾老师，他立即回信说：“你自湖南返回长春吉林大学路过北京时，一定来我家住几天，那时大　和我都已回到北京。”按曾老师所嘱，我路过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北京大学教授住宅区东大地13号曾老师家。

   　　俞大　教授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山阴，童年在长沙、上海度过。1927年与曾教授结婚。婚后他们仍以事业为主，她193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1934—1936年公费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并于193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1937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重庆大学任教。1946—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1948年末回国后，曾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任教。1950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一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她编写全国统编教材《英语》第五、第六册，内容丰富精湛，多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好评。

   　　见到曾老师我高兴极了。和俞大　老师是第一次见面，这位北大著名英语教授对我非常热情，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还问我母亲身体是否痊愈。她亲自买来肉、鸡蛋，又到园子里採摘一篮子自家栽种的玉米、西红柿等新鲜蔬菜，并招呼家中保姆赶快做饭烧菜。曾老师和俞老师没有子女，没有经济负担，然而家中陈设却十分简朴，最大的财富就是书籍和杂志。最突出的是书房，除了门窗，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书架上摆满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杂志。曾老师家住的是一栋两家合住的两层楼小洋房的楼下，楼上是另一位教授的家。俞老师告诉我说：“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楼下主要原因是楼下有一个大院子，可以种植葡萄、玉米、西红柿等等。你看这葡萄园的架子都已经搭建好了，明年就会开始结葡萄了。”

   　　更可喜的是我看到两位老师精神状态极好，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两位老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一天晚上看电视，我坐在离电视机很近的地方。俞老师对我说：“离电视机太近会伤眼睛的。”我答道：“我眼睛近视，坐远了看不清楚。”曾老师说：“你该配副眼镜。”我说：“在长春已配过一副，因戴着头晕，我一直没有戴它。”曾老师又说：“那是你配得不好，不合适，才头晕的。明天我们到王府井去配副好的。”第二天清早，我们三人就去王府井。当我验好光，填好邮寄地址后去柜台付款时，服务员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服务员误认为他们是我父母）已给你付了钱，买的是最好的眼镜片、最好的眼睛架。”配好眼镜后，他们就带我到政协礼堂参观。俞老师又请来了她的姐姐和姐夫，一起在政协礼堂吃了午餐。

   　　三天过去了，学校已经开学，我要回长春了。俞老师看我衣服口袋里的钱、粮票、布票、车票放得很乱，亲自为我做了个钱包。在他们送我时，俞老师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曾老师得的是淋巴癌。去年暑假回来时他胸部好多淋巴都肿大，经过住院治疗才好一些，肿才消。医生说他大概还有六年多的时间，他自己还不知道，大家都不让他知道。”真是晴天霹雳！我脱口说出一句：“曾老师怎么会得这种病的？实在太辛苦、太劳累了，是积劳成疾，再加上心情又不愉快。”照理我本应高高兴兴地与他们告别，然而那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端！他们知道我晕车，俞老师还特地叫来一辆三轮车，送我去火车站,并叮嘱说：“一路上多加小心。三轮车夫的钱我已经付过了，你不用再付了。到长春后常来信。”我与他们握手告辞。乘坐的车子已离开很远，走到拐弯处我回头一望，曾老师和俞老师还站在那里向我招手，直到在视线中消失，不禁黯然神伤。

   　　上火车后我想到，1961年暑假曾老师是带着重病回北京的。那时我只听说曾老师病了，但到底是什么病一直不知道。我每次写信给曾老师时总是问及健康情况，而在每封回信中曾老师总是避而不提。他在努力学习日语，指导科研小组的工作，并撰写《元素有机化学》专著。他是忍着病痛，在为科学和教育事业工作。

   　　回到长春，吉林大学已开学几天。我写了封长长的信给曾老师和俞老师，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并随同寄去一些全国粮票。同时告知他们：“在北京王府井配的眼镜，我已经收到了。眼镜配得很好，我戴上这副眼镜一点也不头晕，很舒适，视力可达到1.2。感谢您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这副眼镜我戴了20多年，直到因为眼睛度数加深才换下来，如今一直保存着。

   　　随着“文革”的开始，我和曾老师的通信中断了。1968年初，我和丈夫陆埮回湖南探望父母，在返回长春的途中到武汉下车，直接去武汉大学探望曾老师和曾教过我德语的何君超教授。我们先到何老师家，想不到何老师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的竟是：“曾昭抡教授已于去年（1967年）12月去世，而在这之前他的夫人俞大　教授已含冤而死。那是在1966年8月25日，年仅61岁。”这个噩耗使我悲痛至极。想不到1962年的拜访竟成永别。回想起曾老师得病的六年时间里，在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仍孜孜不倦忘我工作，还鼓励我说：“勤勤恳恳地工作，谦虚谨慎，成为周围同事不可缺少的朋友和助手。” 往事一桩桩，历历在目；记忆一幕幕，无法忘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在我1962年暑期回长春后不久，曾老师寄来一本厚厚的《元素有机化学》讲义，总结了世界最前沿的元素有机科技资料。缜密的分析，严格的逻辑推理，字斟句酌，巨细无遗，而且他亲自用红笔仔细修改过，不仅内容逐字逐句地修改，连标点符号都改得清清楚楚。不久，《元素有机化学》第一册正式出版了。曾老师后来又寄来了正式出版的《元素有机化学》第一册。我认真阅读了讲义和书，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78年4月初，我和陆埮刚调进南京大学。陆埮在天文系任教，我在化学系配位化学研究所任教。当时的所长是德高望重的戴安邦院士。他找我谈话时提起曾昭抡教授。戴先生说：“我本来在重庆工作，是曾昭抡先生写信去，要我到南京来，那时他在南京是中央大学的著名教授兼化工系主任，于是我就来到中央大学，一直到现在的南京大学。在那时，曾先生就住在鼓楼那栋红颜色的房子里。”过了几年，戴先生又告诉我说：“我们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把曾昭抡先生打成右派时的言论录拿来逐条讨论，发现我们现在的高等学校就是按照曾昭抡先生当初所说的每一条去做的。例如高等学校不仅是教学中心，而且也应该成为科学研究中心，通过科学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等。”十年动乱给曾老师带来不公和灾难，也造成了对国家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重大损失。

   　　我从曾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科技知识的范畴。他是一位可学、可敬、可歌、可泣的良师和学者，诸多品质都如溪流归向大海一样融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