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河流静静地流逝,今年离商承祚教授去世已经20年了。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以89岁高龄在广州病逝。商承祚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文物鉴藏专家,商承祚逝世2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商先生的众多弟子,以纪念这位岭南当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大师级人物,这位与深圳文博事业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
出身世家选择名士之路
“商老其实一直是个很时髦的人。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就有一辆摩托车,经常从长安街的东面风驰电掣地开到西面,那感觉就像飚车。商老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玩相机的一族,‘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居然从他家中抄出四部相机。”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主任陈伟武教授告诉记者。
商承祚为什么能赶上时髦?因为他出生于末代探花之家。其父商衍鎏是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祖籍辽宁铁岭,1903年,商衍鎏进京会试,结果名落孙山。清代会试每三年一届,但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时增开一科会试(甲辰恩科),商衍鎏高中探花。次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商衍鎏也成为末代探花。
商承祚出生于其父高中探花的前两年,即1902年的3月7日。陈伟武教授分析,商老的时髦跟他的家庭有关,而他走上古文字这条道路,更与他的书香门第有直接关系。因为幼承家学,所以他酷爱古器物、古文字。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据商承祚生前回忆,其父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好外语,商承祚的哥哥商承祖学的就是德语。但商承祚选择的偏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商承祚自小即对古文物、古文字痴迷,八九岁时竟痴迷到“连走路都要低头搜寻古迹”的地步。那时他就经常将早餐的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字古画。他将自己立志学习古文字的想法向父亲正式提出后,父亲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但商承祚已经决意走这条名士之路了。
师从罗振玉少年成名
商承祚在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领域倾注了半个世纪的心血,著书良多,包括:《石刻篆文编》、《说文中之古文考》、《战国楚帛书述略》、《鄂君启节考》、《战国楚简汇编》等。他于1939年所著《长沙古物闻见记》和1941年所写的《续记》,被考古学界誉为楚文化研究的开拓性名著。曾宪通说,商老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收集、考察这批文物的,其情可感。
商承祚的名士之路,因为得到名师罗振玉的指点,变成了一条坦途。1921年,商承祚师从罗振玉,在罗的指导下,于1923年出版《殷墟文字类编》,从而轰动学界,这就是曾宪通教授所言的少年成名。王国维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称“如锡永(商承祚字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他并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
与容庚共同开拓中大古文字研究室
陈伟武教授1979年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是曾宪通教授的博士生,现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作为商老的再传弟子,陈伟武对商老这位“祖师爷”没齿不忘。他说,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是容庚、商承祚二老共同开创的,其中商老的作用尤其大。
商承祚曾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1948年,商承祚从重庆回到故乡广东,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直到1991年去世。
据陈伟武介绍,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于1955年筹建,1963年经高教部批准正式成立,主要任务是整理和研究商、周、秦汉时期的文字资料。这是中国高等学校第一所古文字研究室,陈伟武说,这个研究室是当年商老亲自跑高教部才批下来的,而高教部之所以批准,也是因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同时拥有容庚、商承祚这两位国内古文字学界的巨擘。
容庚、商承祚都是罗振玉、王国维弟子,1921年商承祚初列罗振玉门墙时,恰值容庚携《金文编》初稿问学于罗,两位同乡、同行至此相识,成为逾60年的至交好友。容庚1946年南归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商承祚与容庚至此共处一系、一室,可谓朝夕相处。
容庚长孙容国濂告诉记者,当年在中山大学康乐园内,着一身素色唐装者,非容即商。但是两人的性格却有着巨大差异,因此争吵对两人来说是家常便饭。据说早在20年代,两人常为文物的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容庚与康生有过一段交往,暨南大学陈初生教授是容商二老的共同弟子,据他回忆,“文革”结束后,两人在古文字研究室曾为康生是否偷了故宫一件文物吵得不可开交,商老坚持认为康生偷了,容老则坚持认为没有偷。这件文物是一方砚台,后来故宫声明,是康生寄存于故宫的。
陈永正教授向记者回忆,他在古文字研究室攻读博士学位时,一次为容老研墨作书,容老写的是一幅金文对联。正巧商老进来,陈永正说,他斜了我一眼,大声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不写这种腐朽的东西。其实商老也写金文,他这样说,就是要跟容老斗气。君子和而不同,容商二老的性情差异成为康乐园内的别样风景,传为学林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