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7日，晚饭后杨宪益与戴乃迭照例对饮。戴乃迭喝足睡了，杨宪益尚未尽量，夜11时，酒喝到一半的杨宪益被传唤到外文局大楼，在办公室里被捕。他在“同意”搜查的文件上签了字，10分钟后，另一拨公安人员进入杨宅，叫醒了戴乃迭。戴乃迭在《我的狱中生活》中说：“两个公安，一男一女，把我弄醒。命令我起床，搜查房间，把我铐上。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我回答。他们押着我，拿上洗脸盆、洗漱用品、换洗衣服，用吉普车把我送进监狱……”由此，戴乃迭开始了她整整4年的铁窗生涯。

在狱中，戴乃迭最担心的是她的3个孩子。她唯一的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后来，能读到美国的左翼刊物。当她看到美国犯人在监狱中可以与家人通信、放风时，十分愤慨，在本子上写：“我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看守问：“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的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戴乃迭答：“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斥她“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于是她有了本英文版的《资本论》。

狱中第一年的冬天，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以至戴乃迭的耳朵上长满了冻疮。她是独囚，没有人同她讲话，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或背诗；或用牙刷刷监狱的墙壁，以此活动筋骨打发时光。狱中的戴乃迭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礼貌待人，对送饭的人都要说声“谢谢！”一次送饭者给她送来土豆（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很少能吃到），问她：“你喜欢吃吗？”戴乃迭说“喜欢”。那人便每天给她送。她很感谢这位普通中国人的善良。身陷囹圄的戴乃迭特别喜欢提审，因为她太寂寞，渴望与人交流，哪怕是在公堂上。

戴乃迭生前从未与人谈及狱中生活。这段狱中生活记录，是她去世后杨宪益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的一份英文讲稿，写于1992年他俩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据杨宪益回忆，戴乃迭后来没有发表演讲。这是目前所见戴乃迭狱中生活唯一的自述。

1972年五一节前夕，杨宪益出狱。5天后，戴乃迭被释放。戴乃迭在一篇回忆中写道：“1972年5月，我知道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颓废的毛病。’宪益说：‘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杨宪益、戴乃迭出狱了，自然是无罪释放。但在背后戴乃迭的亲人有着怎样艰苦的努力与奋争，世人鲜知。

戴乃迭的胞姐希尔达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即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催请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此外她还在英国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吁请中国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签名。

原信如下：

为戴乃迭女士致周恩来总理联名信

英国公民戴乃迭在中国音讯全无，已达3年。我们——以下签名者——请求贵国政府允许她与其英国亲属通信。

戴乃迭的家人已经通过英国外事处，以及她姐姐和哥哥的议员代表——约翰·高斯特先生和马克·伍德纳先生，多次要求了解她的消息。近来的官方消息说她“安然在世”，固然令人欣慰，但我们仍然焦急盼望着她能早日得到许可，与家人重新取得联系。

姓名地址职业

注：这封请愿书由全国范围内的近两万人签名，后来送交伦敦的中国事务处。

希尔达

此前，即1968年4月，戴乃迭突然中断与87岁高龄老母的联系，母亲心忧如焚。无奈之下，她用中文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她在中国生活了30年，懂中文），“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措辞“非常机智和得体”，“请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下此事。”然而直至塞琳娜去世，此事也无结果。

1971年至1972年间，英国媒体以《英国女士突然沉默》等为题，对戴乃迭作了连续报道。在多方努力之下，戴乃迭终获自由。真相如何？戴乃迭是间谍吗？数年后，《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对“清队”运动作了下述结论：“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

戴乃迭爱杨宪益“终身不悔”，始终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但在对子女的教育与关怀上还是有遗憾的。3个孩子都因父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受到社会的歧视，遭到不公的待遇。用小女儿杨炽的话说，他们是在“夹缝中求生”，提心吊胆地过日子。1969年远在吉林农村插队的杨炽回京过春节，已无亲可探，无家可归。她先住同学家，后到在京的唯一亲戚大姑杨敏如家，徘徊在姑姑家门口，左思右想不敢进门，怕被怀疑“黑串联”，祸及亲戚。在举目无亲之际，不得不提着小包到河北沧州去找姐姐杨荧……

杨宪益、戴乃迭出狱后，孩子们回家了，但心情是复杂、难堪的。杨炽后来说：“我们开始回来觉得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

然而亲情是割不断的。70年代末那几年，戴乃迭与杨宪益把主要精力用在挽回失去的亲情上，他们将3个孩子先后调回北京，又费尽心血为两个女儿操办婚事，想尽办法让她们出国留学，希望以此来弥补孩子们被耽误的青春，求得己心的宁静。但效果并不理想，“我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但后来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又都离了婚。两人都前往美国深造。”“杨荧先学的机械工程，后来改学语言学；杨炽念的是亚述学。”时下，杨荧在哈佛教中文，杨炽回国在大学任教，嫁给了一加拿大学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最叫戴乃迭撕心裂肺的是儿子杨烨，他的精神疾病不断加重，以致发生了悲剧。

杨烨秉承父母智慧的遗传，本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60年代初报考北大未被录取，后就读北工大。在那阶级斗争日炽的年代，杨烨的思想日益变“左”。杨宪益说“他是个极左派”。“文革”初期，杨烨全身心投入，真心诚意造反。他自购油印机，印发红卫兵运动材料，一腔热血要“彻底埋葬旧世界”。他回家自发“破四旧”，与父亲划清界限。

他曾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人一起受时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委托到南京调查“好派”、“屁派”。周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后，杨烨也随之背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5.16分子”等罪名。后来父母双双被捕，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北鄂城一小农机厂工作。

因杨烨长得像外国人，曾因“被人诬陷偷听敌台”而受审查。“把他的钟表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杨烨本是一个积极向上、生性活跃、酷爱体育活动的青年。他上中学时参加国防体育活动，跳伞、骑摩托车、旗语、发报，样样在行。在厂里工作时，要求妹妹杨炽寄书给他。杨炽给他寄了一箱子书，其中有一本名为《摩尔密码》的小册子，被单位发现，“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的一个证据。另有某次寄信，他把一张印有某头像的邮票贴倒了；又因工作关系撕墙上标语时，恰恰撕掉了某个伟人的名字。这都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证”。

杨烨开始多疑，旋又自闭，行为越来越怪异：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见人，甚而不吃饭。他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要做一个自由的外国人。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跟家里人交谈都用英语。杨宪益不能容忍儿子由“极左”一下跳到“极右”，骂他“浑蛋！”两人对立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疯狂的杨烨屡闯英国驻华使馆没有成功，后持母亲戴乃迭的护照成功闯入，但又被使馆“送回”，被公安局拘留。反反复复，进进出出，戴乃迭、杨宪益被搅得焦头烂额。医生也建议，此类病人如能顺从他的意志，对其恢复健康有益。遂申请出国。此事惊动了周恩来。1975年杨烨被批准赴英。戴乃迭把儿子送到姐姐希尔达家休养。据杨烨的大姑杨敏如说，他走时带着他的共青团证和毛主席像。

杨烨一心要变为外国人，以改变自己的人生。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好友菲力克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用的是干爹的姓，连墓碑上刻的也是David Green（1942—1979）。在英国他一直住在姨妈希尔达家。姨妈为他整理房间，他会留条“谢谢！”但他不接受姨妈的经济资助。悲哀的是他始终不能适应英国的生活，特别是在咖啡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一见到中国人就逃，怕被抓回去，始终无法摆脱恐惧的阴影。他名“烨”，命中有“火”，终在火中涅槃了——1979年1月6日，他反锁了自己的居室门，给自己浇上汽油，自焚。他当时的头脑应该是清楚的，他选择在姨妈出门前几分钟的那一刻点火，这样才不至于烧毁整栋楼。杨宪益在自传中悲哀地写道：“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两人遭受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是对于乃迭更是如此。在这以后，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儿子的死，把戴乃迭重又推下地狱，特别是被母亲当年不幸言中。戴乃迭失去了光华（烨），从此生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郁郁寡欢。她一面发疯似地工作，希望在打字机的嗒嗒声中忘却烦恼；一面以烟酒为友，在袅袅的烟雾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晚年，她的神志已不清楚，继而呆痴。杨宪益谢绝一切交游，朝夕相伴，陪她度完悲怆的最后岁月。

1999年1月17日，戴乃迭这位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译界泰斗”，在“我的两个祖国”之一的中国的土地上，步完了她的人生之旅，终年79岁。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十分悲痛，以诗遣怀，悼诗曰：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戴乃迭是一位非常平实的女性，她为中国服务了一辈子，在《自传》中淡淡地写道：“不同于许多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戴乃迭是一个有独立见解、正直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关爱朋友的人，是位热爱中国的友邦人士。戴乃迭去世后，她的国内外亲友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怀念文字。

杨敏如说：“有一次，我向她谈起想调外地的儿子回京，又苦于没有后门。她问我：‘你不是申请入党了吗？那怎么可以走后门呢？’弄得我哑口无言，十分不好意思。”又有一次，一位身份高贵的外籍华人在她家餐叙，“话间涉及台湾，这位抛出一个词‘Formosa’，时西方习称台湾为‘Formosa’，”戴乃迭听之，“只见她杏眼圆睁，呵斥对方：‘You’ve come back so many years,how could you be still so reactionary!’”（你回国已多年，怎么还能如此反动！）弄得那位面红耳赤。黄宗江感慨地说她：“真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比共产国际还共产国际！”戴乃迭对朋友是忠诚的，晚年她去看望时已百岁的北大美籍教授鲍勃·温德，温德年事太高，说话失礼（咆哮），戴乃迭仍微笑以对。朋友说看他已无意义，戴乃迭仍坚持常去探视。外甥女画家赵蘅（小姑杨静如之女）认为她“好看得像一幅画”。大姑子杨敏如在悼文中高度颂扬戴乃迭的懿德，夸她有颗“金子的心”。在文末深情又深沉地说：“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