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 - 作曲家鲁颂先生

刚刚回到美国加州的家中，我立即拨通了父亲在长沙的电话。 因为每次从中国或者外地回来都会先给父亲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哪怕是中国的深夜三、四点钟，父亲也会坚持等着我的电话。只是今天，当电话拨通以后，我又一次意识到父亲已经不在了。

一个多礼拜前弟弟黄锐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病危，正在医院抢救。我匆匆从旧金山赶回长沙，但还是没来得及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没来得及跟他道别， 他就悄然离开了人世。

这几天，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像在演电影似的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

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是个音乐家，更不知道他在我出世以前就是个知名的并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的作曲家。 我只知道他是个能人，是个什么都会的能人。

他会修自行车，会正钢圈，会补车胎。

他会补尼龙袜，用瓶盖把尼龙袜上的破洞绷起来，然后从更加破旧的袜子上抽出尼龙丝按照原来的经纬纹路把洞补上， 等袜子从瓶盖上摘下来，原来的洞就奇迹般地消失了。

他还会用不能再穿的破旧衣裤扎拖把， 左右邻居家那些年用的拖把几乎都是他扎的。

他还自己设计打造了我们宿舍楼里的第一个壁炉， 靠着这只壁炉，我们家里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十五、六度，这在那个年代室内比室外还冷的冬天里真是难以想象的奢侈。很是让邻居们羡慕了一阵子。

最不可思议的是，父亲領着一帮邻居在我们宿舍楼的旁边建造了一间浴室。用红砖砌的墙，水泥铺的地，还挂了一块门帘，一面写着男一面写着女。虽然简陋，但我们再也不必走上近一里路去单位的公共浴室洗澡了。 走路不要紧，但要是在炎热的夏天，洗完澡再走那么远，就等于白洗了。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扛回来一台破破烂烂的手风琴。这台琴不仅风箱撒气漏风，而且很多音都不出声。还有很多键子不是按不下去就是按下去了不起来。但是他不嫌弃，兴高采烈地开始修它。一个键子一个键子的修，一个簧片一个簧片地调。一边修着还不停的学着宁乡口音念叨着“科-学-技术--”。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夜，父亲用那台修好了的手风琴拉响了一段优美流畅的音乐，那是《多瑙河之波》。琴声一下子吸引了院子里的男女老少们。大家围坐在楼前的草坪里一边乘凉一边静静地听着那时而欢快时而优雅、时而高昂时而忧伤的音乐，并不断地要求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拉奏他们所喜欢的那几段。也有人点着要听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在那个年代，除了革命歌曲已外，就只能拉那几首“罗马尼亚民间乐曲”。因为罗马尼亚跟社会主义还沾点边儿，还算是进步革命的。 等“音乐会”结束后，我悄悄地问父亲我能不能学手风琴。他叹了口气说：“哎，可惜我们买不起钢琴，要是我原来那架捷克钢琴还在就好了。不过你先学学手风琴打打键盘基础也好。”就这样，我开始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我开始了我的音乐生涯。那时我六岁。自那以后，院子里其他的孩子们也开始学乐器了。 有几个学小提琴的，买不起小提琴就学二胡，买不起二胡的就学笛子，要是都买不起又有点嗓子就学声乐。 他们都来找父亲指导。父亲不仅教他们乐器，还给他们买琴弦、笛膜。当时院子里的人谁也不知道父亲是鼎鼎有名的作曲家，是专业歌舞团下来的。他们只知道他不是个江湖艺人，而是个音乐的行家。 一时间，这宿舍楼里热闹了起来。小孩子们都比着练琴，看谁练得好进步快。 整个楼里充满了琴声，歌声。 不留神还以为到了音乐学院的琴房楼。后来，这些孩子里面也出了好几个大音乐家。

我在音乐上没多大天赋，属于开窍慢的那种。 但在父亲的精心调教下，我两年以后就开始上台表演手风琴独奏，重奏，合奏。并加入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那时候父亲不仅教我拉琴，陪着我练琴，还为我编写了许多练习曲，独奏和重奏曲。像是《打虎上山》，《快乐的女战士》，《红头绳》，《小松树》，《火车向着韶山跑》。这些曲子都是我们当年演出的保留节目，经常出现在各个剧院和电视台及广播电台。记得那时侯老停电，这些教程、曲子都是我睡着以后，父亲点着煤油灯编写出来的。

我后来才了解到父亲在文革期间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下放到工厂以后，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再从事音乐创作。但自从我开始学习音乐以后， 或许是因为父亲对音乐的强烈热爱和无法泯灭的感情，也或许是父亲期望我这个儿子不至于到外面学坏有个好的前程，将来有一天可以继承他的事业，父亲对音乐的激情又一次被点燃了。七十年代中，父亲慢慢在长沙的业余文艺圈里活跃起来。那时候他还不敢用他那曾经辉煌过的笔名鲁颂，而是用他的本名黄道中。他废寝忘食地给各个工人业余宣传队编排节目，谱写歌曲。经常出入于厂房、教室、工人文化宫。排练之余还常常通宵达旦地作曲。那时候，他给工人们和学生们写了很多作品。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组歌《韶山颂》中的两首。第一首大合唱“韶峰象倚天抽出的宝剑”，气势恢弘，充满震撼力。第二首 “清水塘-我的故乡”，是一首3/4拍子的亲切优雅的女声三重唱。 那妩媚迷人的旋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除了参加青少年宫红领巾歌舞团的排练演出以外，也常常跟着父亲和大人们一起排练。好在那时候的小学生不像现在功课这么紧。我经常被“抽调”出来参加某某庆祝活动，从学校一请假就是一、两个月。倒也好玩。我最初参加北区乐队在里面拉拉琴。后来父亲教我指挥。我那时才十岁、十一岁。站在很高的凳子上，指挥着一百多人的工人合唱队和乐队，演奏着父亲的作品。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同一段时间，父亲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作曲和作曲理论。也教了我许多湖南民歌。记得我当时写的几首儿童歌曲还在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歌曲》上发表了。

那时候，不论是刮风下雨、酷暑严寒，父亲总是骑着自行车驮着我，而我后面背着手风琴，把我送到各个排练演出的地方。因为当时骑自行车不能带人，我们都是尽量走僻静的小路。有一次在韭菜园附近还是被抓住了，好说歹说都不行，最后被罚了五块钱。当时的五块钱可是一家老小好几天的饭钱啊。这以后，父亲就只好推着自行车而不是骑着车送我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我和育华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同学们一起正在长沙远郊的一个茶场学农，父亲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长沙。说是新疆南疆军区文工团来招兵， 要我去考。父亲十五岁参军考入湖南军区文工团，以后又调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任专职作曲。他是在部队成长，开始他的音乐生涯。所以他对部队有感情，他信任部队。在他的影响下，我考入了南疆军区文工团，也成了一个小兵。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乡。在入伍考试期间，因为父亲出身不好，怕我通不过政审，他才透露出他的转业军人身份以及过去做过的贡献，还有和毛主席周总理在中南海的合影。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原来就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看着父亲穿着军装，威武英俊的照片，我暗自发誓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军人和出色的音乐家。

在去新疆的火车开动之前，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我兴奋不已，在车厢里上窜下跳，一点都没有难过的样子。母亲在站台上哭得跟泪人儿似的。父亲没有哭，只是表情不像以往那么开朗，声音也不如以前洪亮。他默默地递给我一个小笔记本，很严肃地说：“到了新疆，我不在身边没人督促你，你要自觉，好好练琴，要继续用功学习作曲理论。另外，新疆有许多少数民族，有丰富的民间音乐。你到那里要搜集民歌，广泛的学习当地的风俗和民族文化。记住，民歌是音乐创作的源泉！”

火车开动以后，我打开那个小笔记本，惊讶地发现这是父亲亲手浓缩的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其中清楚地记录了所有重要的定义，规则和解释。还有用一小片一小片五线谱抄录下来的经典例题并且小心翼翼的粘贴在文字之间。不知父亲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才把这个袖珍本制作出来。看到这里，我深深地被父亲的一片苦心打动，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十二岁的我突然意识到真的要远里父母独自闯荡了，心理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和恐惧。

在部队的几年里，这本和声学就像圣经一样放在我口袋里。我把它的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个例题都背了下来。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入学考试中，我父亲表面上是个大大咧咧、热情奔放的人，其实内心非常细腻。大概是从奶奶那里遗传的，他一生最不愿意麻烦别人， 哪怕是自己的儿子。有一年我接他到美国来住一阵子，给他办了半年的签证。结果因为怕给我增加负担和耽误我的时间，他住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怎么留也留不住。
的和声考了满分。后来在和声课上教授发现我对那些例题如此之熟悉，问我是怎么学的，我回答说，那些例题在我兜里揣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