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积极性与实践创造能力，并不完全等同。那个年代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将两者划等号，酿成历史悲剧。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介绍给孟波。他就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两个名字，就此“联姻”，与“蝴蝶” 同时成对高飞。

        在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

       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 ”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多么需要这种政治上的信任与保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孟波主动找他们消除思想疑虑。《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听了这番话，两位作者坚定了信念。

       然而，作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的职权范围毕竟只在校园之内；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内的“自娱自乐”。《梁祝》协奏曲要走向社会，首先上海这座城市能否接纳它？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担忧。

       《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那儿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说：“很听！”孟波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

       诚然，《梁祝》在向国庆１０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这是多么地幸运！然而，《梁祝》对于孟波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认为，孟波组织《梁祝》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陈毅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后，陈毅表示满意，在即兴发言中，他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的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来自国家高层领导的责询，使孟波蒙受难以言喻的委屈。

       在大革文化命的时候，《梁祝》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 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儿送命。风雨过后，梦醒时分，“彩蝶”又倔强、自由地展翅高飞。这位“总策划”为扶持一部经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引领攀登艺术峰巅的向导，自己要有为艺术牺牲的准备，才可能组织生产出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优秀作品。

        (未完待续）

                                        转载自    哆來咪   20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