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青年时代他像一朵孤云,到处飘泊。他曾经创办了一份个人刊物,名字就叫《长虹周刊》,他走到哪里,刊物办在哪里,共办了二十多期,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是个奇迹。他本人因文学而成名,但后来他改而研究行为主义和编字典,在日本时发生“九一八事变”,他去了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后在欧洲流浪,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他生活非常刻苦,常常“靠山药蛋充饥,盖报纸过夜”。在法国写了长篇小说《中国》,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同时用四种文字,在四个国家的报纸上连载。“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回国,先到重庆,1941年秋天,徒步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抗战时期,是高长虹写作的第二个高潮,写诗歌、杂文、评论近百篇,而且出版了《延安集》这样一本有重大意义的诗集。
抗战胜利以后,高长虹于1946年11月,从延安辗转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想开发金矿,支援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局迁到沈阳,高长虹跟着到了沈阳,住到太原街东北大旅社二楼一间小房子里。这以后高长虹的最终去向便成为一个谜,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猜测,有说是死在抚顺精神病院的,有说在“反右”期间还见到过。为了澄清一些人对高长虹的误解,也为了寻找高长虹的确切下落,近年来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先后找了研究高长虹的专家、学者,又多次奔波于盂县、阳泉、太原、北京、沈阳等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西作协、沈阳公安局、中央档案馆、民政部等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下,关于高长虹的下落终于有了答案。当年在沈阳东北大旅社招待科负责照料和管理高长虹的当职员工崔远清、阎振琦、李庆祥三位老同志,热情接待了高淑萍,并经他们共同回忆,写了一份详尽而生动的材料,现择录如下:
“高长虹中等身材,年龄60多岁(实际只有50多岁),留一头几乎齐肩的花白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身穿布料中山装、布鞋,步履稳健,给人的印象既是八路军老干部,又像一位学者。他每天都上街散步,从来不愿和旅社服务人员沟通言谈。高长虹生活很俭朴,享受着供给制县团级干部待遇,吃中灶。当年,餐厅的供给制饭票分四种颜色:小灶为红餐券、中灶为绿餐券、大灶为黄餐券,还有一个白票为大锅饭。高长虹的餐券每次都是发给二楼的服务员小李。高长虹的衣服都是发的,每月还有津贴费,但他从来不领取,只存放在阎振琦那里。他经常写条子让服务员送给招待科,大多是要一些文具用品,如纸条上用毛笔写着:‘毛笔一支,稿纸一本’等,阎振琦就及时给他买来。”
“记得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楼服务员向招待所报告,高长虹房间没开门,人们都以为他在睡觉。到了上午九点许,阎振琦见门还未开,赶忙跳到二楼外雨搭上,登高往内眺望,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老人趴在床边地板上。阎设法打开房门,才得知老人已经死亡。于是老阎立即给东北局组织打电话,行政科侯科长让阎去做当面汇报,随后组织部派来两名医生一名护士,经检查确认高长虹夜里系突发性脑溢血死亡。旅社招待科根据组织部指示,操办了丧葬事宜。”
高长虹一生到处奔波,寻找生命,寻找自由,最后死在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够投身在建设的热潮中,但看到国家正向上发展,他的孤寂的心也会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