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这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刻，我的心不仅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被一种茫然和沉重挤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八个月来，我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解读言慧珠不易，走进言慧珠的心里更不易，企图在纸面上写出一个立体的言慧珠尤其不易。
    在京剧界，言慧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将要跨入上海戏校大门的时候，就听说戏校有个漂亮的女校长，与此同时，有关她的微词却也时有所闻。进校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她的种种非议更是不绝于耳。这是个艺术和人格极不统一的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说：“那时我的生活方面、思想方面是极其紊乱，可谓集矛盾之大成于一身。”
    治史要严，立传要实；说说容易，做做繁难。面对这样一个有艺术成就和人格缺陷的女人，我该如何勾勒她的一生呢？
    当人类认识世界的要求，被凝固到创作方法上时，这就产生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教会我，人是环境的产物。要解读言慧珠，不可忽视三个要素，即：言慧珠生存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人处境。惟如此，才有可能了解她的个性、作风、品格形成的原因和她今后的行为逻辑。传记文学原本就是现实主义发展中的庞大支流，因为它比较地强调如实地描绘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虽然作者的主观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在认识过程中被糅合进去，但“写真实”的创作要求必然制约着作者把自己的主观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把目光投向被描写者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我在本书里不时穿插自己对言慧珠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的评议，正是源于这一原则。
    写一个真实的言慧珠，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素材必须真实。言慧珠撒手人寰已四十三年，带走了她一生中的许多隐秘。她的直系亲属，如哥哥言少朋、弟弟言小朋、妹妹言慧兰等都已相继去世。嫂嫂张少楼在美国治病。她唯一的儿子言清卿，对母亲的往事只有儿时的记忆。言慧珠生前的闺中知己，如“春明女中”的学友李惠荣等，也都相继离世。目前健在的施丹萍、傅玉英等，对往事已然模糊不清。唯思路清晰的许美玲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至今仍使我感怀不已。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查外调，虽然掌握了一些素材，依然难以明珠成琲。感谢校友王诗昌，把他多年前为写言慧珠电视剧的素材奉献出来，其中尤为可贵的是言慧珠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自传”。它促使我下决心寻找言慧珠的死亡档案。经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组织人事处的倾力协助，我终于翻阅了言慧珠的卷宗，看到了“自传”原本。但可惜的是，言慧珠的日记和五封遗书，已经下落不明。一场“文革”，天下大乱。大量资料的遗失，为后人的修史立传，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缺憾。
    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莫说是现存的有关言慧珠的各种文章，即使是言慧珠亲手书写的“自传”，也难免记忆失误。比如，她在“自传”里提到：“四三年春季，东北约了我去演戏……”明显与事实有误。言菊朋卒于1942年，《辞海》有关言菊朋条目记载也是1890—1942。言菊朋魂归道山，言氏兄妹从东北回北平奔丧，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自传”又说：“四二年冬和李宗义到过青岛”；“四三年岁末，应上海黄金大戏院之约，随李盛藻来沪”；“四四年春节，到南京去演唱……由南京回沪拍‘逃婚’电影……”。简直是一笔糊涂账。经笔者查阅《申报》，1942年12月24日至1943年元月31日，言慧珠正在“黄金”和“皇后”的童芷苓对擂。1943年7月2日，电影《逃婚》在大光明电影院首场公映。另据吴迎先生提供，言慧珠拜梅先生为师应为1942年10月下旬。言慧珠把所有的事都宕后了一年。红坤伶写“自传”，出错的笑话屡见不鲜。因为她们的一生经历复杂，社会交际广泛。据说有的红坤伶有时会糊涂到连自己的年龄也记不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