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元教授是我国农业科学特别是土壤肥料科学方面的开拓者之-,成就卓越，桃李满天下。他的人品、道德也深为人所敬仰。无独有偶, 我们这里出了家珍大将军、彭家元教授同胞两兄弟,一武一文 ,都在历史上为我们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两位先贤的传记均已收入《四川省近现代人才物》一书。但作为志传要受到行文、选材、记述、篇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总有言不尽意之感。我是《彭家元传》的作者，在收集资科和撰写过程中，深为教授的品德所感动。这里，想补记两个侧面。

一、师生之谊

彭家元自 1927 年由美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厦门美农林学校、广东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 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前身）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共四十年，为我国培养出一大批农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当代全国不少大专院校及农业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就有不少人是他当年的学生、助教、科研助手。他爱护青年，奖掖后生，实实在在，情真意挚，因而他的学生也十分爱戴他。举几个例子。

侯光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四川农科分院研究员、西南农大教授。1927年侯是彭家元的学生。1978年12月，举行彭家元骨灰安放仪式 , 侯光炯写了封悼念信，深刻反映了师生情谊。谨摘录于下：

“早在 1927 年夏季，家元教授即是我在土壤学方面的启蒙老师。1946年初，我幸承彭师援助，得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 满怀感慰的心情，由北碚前去川大任教。52年院系调整 , 我重返北碚。但以后十余年间，仍不时与彭师晤面，再聆教益。往事历历，竟如昨日。彭师爽直明朗、肝胆照人的种种美德，不但深深铭镌在我的心中 ,亦且博得了省内同道的深切怀念。今大师骨灰安放有所，过去是非曲直一一获得平反，作为彭师的唯一迄今尚侥幸生存的七十多岁的老学生，实在痛感慰幸,无限激动，勉赋一诗，聊书所感：“五十年前是我师，一生攻学见深慈。水土保持开新路，绿肥养地独坚持。嫉恶如仇行直道，救危济急应人知。如此贤师今有几，权将悲痛化哀诗。”

过了八年，1986 年金堂县志开始收集彭家元立传资料。这时侯老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还兼有科研任务，但对彭家元仍十分关注。在送第一稿给他征求意见时他叫助手张代树同志仔细念，逐句推敲，并口授复信。信中既肯定初稿“写得具体”，但又为缺少对彭家元一生评价而感到不足。他亲自写了一段话寄给县志。在定稿时，我们采纳了侯老意见，把原文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传记。下面是侯老原文：

“土壤学是一门幼稚的学科。在彭家元诞生的1897年， 正好也是苏联杜库切也夫公布土壤发生学新理论后的第一年。这一理论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流传到我国。到五十年代中期，彭家元教授不顾年老体弱，还亲自带领四川农学院农化专业的青年教师们一同攀登川西北的二郎山高峰，认真研究如何运用杜氏理论和农民群众的经验相结合，彻底革新农业土壤的分类体系，并念念不忘地把这种研究成果应用到微生物工艺、肥料制造和水土保持事业等方面，充分表现出中国老一辈土壤学家的高贵品格和钻研精神。彭家元一生的学说、思想和工作精神都是值得后人永久敬仰的。”侯老的这段话，以及关心彭家元立传这件事，都深刻反映出师生情谊之深厚。

张某。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四十年代彭家元任川大农学院长时的学生。读书时，家境清贫。农村人，是无力担负学习费用的。当时川大也实行助学金制度。实属家境困难的学生，根据情况，发给不同等级的助学金。凡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须持乡政的清贫证明，先由院长审批，再报请校部注册。张入学之初，在申请助学金时，因托人在家乡代办证明，截至最后一天，证明仍未寄到，面临失学危险，焦急万分。就在当天下午，证明寄到了，可时间已非常紧迫。又恰遇大雨，他头戴草帽，从川大宿舍一直跑十来里路到院部，气喘吁吁冲进院长办公室，彭家元见这个从农村来的新生，衣裤破旧，一双草鞋，十分狼狈。看了几眼，接过申请，批了句话，递还他说：“你赶快去校部，今天就迄止了。” 张接过申请，一直跑拢校部才打开一看，原来彭家元给他批了最高标准的助学金。

张读书时，勤奋好学，英语成绩好，彭家元很器重他，关心培养，常交给他一些外文资料翻译。译文中的错误或对原文理解 不准，都亲自辅导、指正。使张进步很快。毕业以后又较长时间在彭家元身边工作；以后调离，仍得到彭家元不少帮助。

县志在收集彭家元资料时，张教授几次和县志书面联系，并写了一份充满感情的翔实材料。材料的三个小标题，称彭家元是他“入学时的恩师”“求学时的良师”“工作时的支持者”，把自己的一生紧密地和彭师联系在一起，又足见师生情谊之深厚。

曾繁辉，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摘录他一段话，也很能说明问题。

“1954 年春，我被分配到家元教授负责的土壤耕作教研组作助教，那时他正在北京学习。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无非想通一下信息，没有希望他回信。可是出乎意料，很快收到了回信，信的开头是‘繁辉同志’这个亲切的称呼，他热情地勉励使我奋进。我的一位长辈看了这封信，发自内心称赞道：“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虚怀若谷，没有架子的。”

上面介绍了彭教授三代学生对他的崇敬，既反映了彭师的品格，也反映了学生（即使以后都成名成家了）对他的爱戴。其实何止这些？

1987年是彭家元诞生九十周年，彭夫人九十大寿。彭师的学生们远的从东北、浙江、武汉、昆明等省市，近的从省内各专市，专程齐集成都，并从雅安接去彭师母，从城厢接彭氏亲属，为纪念彭家元诞辰和庆祝师母大寿热情洋溢地欢聚一堂。到会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专家教授或各农科所负责人。象这样以某一个老师为核心，集中几代学生开纪念会，在国内省内恐怕也是颇具特色的新鲜事，更是见师生情谊之深厚。

二、夫妻之爱

彭夫人是彭家元教授留美前的结发之妻。四十多年来，相依为命，体贴入微，同甘共苦。但很少人知道，彭夫人目不识丁。一个是大知 识分子，社会地位高，名气大；一个是文盲，家庭妇女，颇不般配。然而他们感情极好。请看四川农业大学农化系主任张仁绥教授的一段回忆材料“

“1956 年 9 、10月，彭家元老师带领土攘农化教研室部分教师去二郎山考察。当时，彭老师已是年近花甲的老教授，但仍坚持与我们年青人一道步行翻越高山。途中，因走小路，林深苔密，坡陡路滑，彭老师摔了一跤，脸上擦破了点皮，敷了药，用纱布包了一下。 自泸定回雅安，彭老师怕彭师母知道自己跌了跤，担惊受怕，车行快到雅安时，就把贴的纱布扯来丢了，但仍有一点伤痕。从这里可以看到彭老师是多么关心体贴彭师母；反过来，也可看到彭家元教授一家的生活是多么和谐幸福。”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真情。在文革的极其严峻时期，生死关头，二老的感情更显出“炉火纯青”。

笔者在彭家元教授逝世二十年以后的 1986 年秋赴雅安川农登门拜访彭师母。当时，她已是八十九岁高龄，思路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准确。下面是当时部分谈话记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受批判，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外面挨整，怕我知道着急，回家总说没有什么，叫我别担心。有时还勉强给我说句笑话。 

“一次我给他买了双尼龙袜子。过去都是我给他纳鞋底。这回，他穿上新袜子后给我开玩笑说：老伴儿还要打扮我一下了， 给我穿花袜子。 我知道是他有意让我开心。

“有一天回来，有些高兴的样子。说：‘毛主席救了我了，文件上说，对学术权威要批也要保。’我也真为他高兴。

“隔了不几天，他回来对我说，今天，在会上宣布，说我们学校有条大鱼，马上就要逮出来了。不知道这大鱼是谁？

“哪晓得这条大鱼偏偏是说他啊！过去，都只在学校开会，贴大字报，他要瞒着我，我也逢人就打听；现在大字报贴到家里来了，门上、屋里、床头到处都是。学生还到家里抄家，骂人；女学生也那么狠，还打他，我护了一下，还打我。

“一开会就斗，一斗就打。有一目，他靠墙壁站着，学生打他耳光，嘴上打出血；还打他头，他站不稳，晕过去了。我亲眼看着，就气懵了。

“9 月 2 日晚上，他对我说：‘我活不出来了。我死倒不怕，只担心你怎么过，你活着更遭罪。我们一齐死了算了。’我也说不活了，要死一起死，那天晚上我们一直不合眼，又尽说些不要紧的话。一想到死，反而再不担心什么了。那段时间，他常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教书，做学问，为啥会这样？’我也常想，菩萨不长眼睛。善有善报，恶有悲报，我们没作恶啊！

“9 月 3 日中午，他从屋里找出两条绳子，是平时晾衣服的，有一条还接了一截。他叫我一起上楼去。我愣了一下，说：‘真要去死啊？’他说：‘怎么不？死了于净。’我随他一起到楼上，他边落泪边系绳子，我也哭，他先把我扶上，绳子一下断了。他又接好，再扶上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被弄醒的时候，还躺在地上，脖子上勒流了血，而他却去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绳子又断了，跌下来，弄出响声，下面的人才上来发现的。他死得惨啊！”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彭师母多次流泪、抽泣。尽管在这以前，我

早已知道彭老夫妇同缢的伤心事，但听彭师母讲来，仍止不住要哭。

当我离去的时候，心想，她到底活出来了。这不单纯指她侥幸绳断遇救，而是指从1966 年 9 月 3 日到 1978 年 1 2 月彭家元平反时，这漫长的十二年光阴，她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夫妻之爱是多感人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使彭家元平反昭雪，恢复了他学者的本来面目；彭师母劫后余生，安度晚年，深得彭师的学生们敬爱，高寿善终，应了她本人所笃信的“善有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