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辛德勒”、被以色列政府尊为“国际义士”的何风山博士曾用德文在《黄报》发表了两篇文章，70多年来一直湮没无闻。 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有大批难民从欧洲逃到自由港上海。1939年底抵达上海的难民突破了25000人。难民中绝大部分是说德语的犹太人，物质生活陷于困境，可他们看重精神生活，深知信息的重要，所以一到上海，未及拂去身上的尘土便着手办报了。于是1939年至1941年间犹太人所创办的德文报纸相继登场。有两份晨报，一份晚报，此外还有周报和半月刊，共有30多种，其中佼佼者当推《黄报》（DieGelbePost）,其学术水平至今还为人所称道。该报主编是天才作家、著名语言学家、心理分析专家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他也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黄报》原为半月刊，1939年底改为周报，1940年改为日报。施托菲尔非常看重同中国方面的合作，尽力争取中国政治家、外交官、作家和记者的支持。宋美龄、林语堂、茅盾等都曾在《黄报》发表文章。 全部《黄报》共有1000多页。1999年，奥地利维也纳图利亚+康德出版社（Verlag Turia+KantWien）将最有价值的、共计167页的前七期集辑成册重新出版，它可称为内容丰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亚研究论集。袁志英教授就是从一位德国友人那里获赠的这一《黄报》集中，发现了何风山的两篇文章。何风山曾于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对犹太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在他任总领事期间，到底为犹太人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已不可考，初步估计有数千份。他为《黄报》撰写的两篇文章，一为《驳斥日本的两个论点》，驳斥的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进攻中国寻找的“人口过密论”和“赤祸”论，另一篇《中国妇女参加了抗战》由袁志英教授译成中文发表在此，以飨读者。 原编者按：去年年初（指1938年——译者）何风山博士所撰写的《中国在自卫》这一专著由维也纳米歇尔·文克尔出版社出版，那时何博士担任不久后开设的中国驻维也纳公使馆的一等秘书。我们在这里发表该著作中有关中国妇女的章节。从专著发表到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妇女对中国公众生活的意义已有明显的提高，因而可以说这一有关中国妇女的章节更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欧洲人编造了为数众多的有关中国人的童话，童话之一便是远东妇女深受压迫。然而社会状况的发展日新月异，无法与一般人所持成见的僵死公式相吻合。不言而喻，妇女的地位在时代的变迁中，也受到文化和物质状况变化的影响。 早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中国妇女在政治、社会和艺术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表现。她们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远在一些男子之上，被奉为少女学习的榜样。她们像男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在汉朝（前206年-221年），女子可以首先提出离婚，离婚女人在社会上不会被歧视，和那些存续婚姻状态的妇女的地位并无二致，寡妇可以再嫁。比如说王皇后的母亲曾有过两次婚姻，甚至有人向她第三次求婚。 在这个时代，妇女是男人自由的、受到尊重的伴侣，然而来自印度的一种令人感到陌生的哲学才改变了这样一种社会景象。这一异邦哲学秉持修行来世的信念，自然也反对任何的妇女解放运动，于是便开始了妇女受压迫的时代。在255至588年的六朝时代，妇女受压的状况一直持续着。只是在某一朝廷对佛教持反对态度的时候，妇女的地位才得以短暂的改善。在理学新儒家、佛教和假道学持续不断的影响下，妇女的权益愈益减缩；妇女要对丈夫绝对忠诚，不仅生前如此，即使死后亦复如是。寡妇再嫁，即为大逆不道，被视为奇耻大辱。那些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要是事了二夫，更是石破天惊之事。如果从一而终，就会受到百般颂扬。离婚虽则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可实际上一旦离婚，即为社会所不容。离婚通常要由当地官府出面加以调解。在这种异邦哲学的影响之下，男女在教育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一般来说，人们对妇女受没受教育并不十分看重；认为受过教育的女子反而难守妇道。所以一个女子如若成了饱学之女，会被周围的人视为祸殃，因为对妇女来说教育派不上任何用场。学而优则仕，指的是男子，而妇女则被排除在外。尽管有此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妇女的地位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差。在古代中国，一些家庭都有着精确的分工，男人挣钱养家，妇女操持家务，所以中国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众所周知，母亲和婆婆拥有很高的权威。妇女虽然受到“公开的压迫”，然而在中国“惧内之人”比在哪个国家都多，将来兴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怕老婆”。有的女子秀外慧中，精神素质高，对男人情意殷殷，使男人大为倾倒，从而在家中取得决策权。大家知道，清朝有为数数千的妇女在文学、音乐和绘画方面声誉卓著。 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入，妇女的权限也在发生着改变。清末，出现了女子学堂，这当然是在克服了重重阻难的情况之下实现的。1911年建立了民国之后，妇女的地位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于是乎便迎来了妇女解放发展的新时代。在1916年兴起的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指新文化运动——译者）中，寡妇不可再嫁的习俗遭到了否定。在1919年爆发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这样公众的事务（指五四青年运动——译者）中，第一次闪现出妇女的身影。此后不久，女子亦可注册上大学，并可参与自由的研究。 当今，在写字楼，在国家机关，男女并肩工作。她们还不仅仅是做辅助性的工作，还担当领导职务。比如说蒋介石夫人，孙中山夫人，邵元冲夫人等等都是如此。 在中国，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妇女工作，有名的女律师和医生受到爱戴，在从政方面妇女也有长足的进步。职业妇女的主要的用武之地是在公立学校授课，或在社会救济机构里任职。近来女中学生和女大学生也参加了军训，女警察也为数不少；在卫生医疗部门女性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中国妇女也积极参加了抗战。有的女性成了战斗机的飞行员，她们英勇无畏，战功卓著。也有些妇女作为志愿者服务于步兵和炮兵。 不言而喻，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导致法典的修订，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在遗产继承方面男女权利平等的法律条文；有关分居和离异的法律条文也有了重大的修改。只要双方同意，只要女方受到虐待，只要女方抑或男方有了新的心灵之交，婚姻即可宣布无效。最新的法律草案规定，身患恶疾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也是婚姻解体的不可辩驳的理由。财产乃婚姻双方所共有，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在没有得到对方允准的情况下都没有独占财产的权利。 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方面中国妇女的地位甚至要超过欧洲的妇女。通过这次的改革，中国妇女由被动完全变为了主动，对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成了可贵的因素，也成了国防建设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也表明，她们也参加了眼下的抗战，真是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