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虽是文化才子，但他一生的遭遇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又一次翻版，从甘心被利用，成为“帮忙”的工具到叶公超传最后被遗弃，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声叹息。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台北逝世，挚友陈香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

    叶公超晚年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且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去世后，有人用“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的挽联来寄托自己的哀思。《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因此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叶公超传》

    叶公超虽是文化才子，但他一生的遭遇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又一次翻版，从甘心被利用，成为“帮忙”的工具到最后被遗弃，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声叹息。

    诚如作者所言，叶公超是一个被遗忘的文化名人。

    尽管曾经叱咤文坛，闻名学界，一旦时过事迁，也只有任“雨打风吹去”。而今，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文字一样，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里，很少被人提及。

    作为一介文人，叶公超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十多年之后，又步入政坛，这决不仅仅是迷恋权势和由此带来的利益、享受，多少也有凭借一己之力改造社会的心愿。这种选择不仅中止了他在专业领域发展的可能性，也为其日后政治生涯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毫无疑问，在文化人与政客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纵观叶公超前半生经历不难看出，当他在文化界活动时，虽有坎坷却从无大碍，称得上如鱼得水，甚为相得。在学术上，叶公超也多有建树。自从1940年从政以后，短暂的顺利让他沾沾自喜，以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显然，叶公超虽身在政坛，但其本质上仍然保持着文人的特性——他并未从根本上完成一个文化人向政客的转换。在两者之间，他更接近于前者而缺乏政客的老谋深算、油滑和随机应变，他始终只是一个身在政坛的文化人。然而，在一个政治生活从未正常化的政府中工作，既无完善的制度作为规范的保证，也缺乏民主的风气，这显然注定了他日后被蒋氏专制政权遗弃的命运。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叶公超步入政坛之后并未想到政治的严酷性，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无法解脱，也是因为缺乏从政者所应有的承受失败的心态使然。

    叶氏的悲剧并非只属于其个人，在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浓缩。

    其中，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杜维明先生曾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由于身在其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较近，因此难以完全摆脱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两位文化巨匠的婚姻即为明证：胡适遵母亲之命，与美国女友斩情思回老家成亲；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一直维持到死。而表现在叶公超身上的则不是婚姻，而是其为国民党政权“帮忙”的举动。

    与叶公超相比，胡适则更为睿智：在担任多年的驻美大使之后毅然辞职，重返讲台，后有多次担任要职的机会，均坚辞不受。这种主动的选择不仅使之免遭了被抛弃、禁锢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保持了自身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叶公超虽是文化才子，但他一生的遭遇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再现和又一次翻版，从甘心被利用，成为“帮忙”的工具到最后被遗弃，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声叹息。他“喜则画兰，怒气绘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其实再正常不过：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政治的依附，因不合蒋氏心意被弃若敝履且丧失自由之后，又有多少机会能“喜则绘竹”呢？尤其是对于一个“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痛苦就更是弥久愈深。

    叶公超身上让人怀念的，莫过于其过人的学识和率真的性情，这两者表现在文化人身上时，不失为一种让人喜爱的品格。而其晚年的悲剧，当能让当代知识分子三思。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１９４６年９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１９７９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升、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叶公超：坏脾气，好人缘

    【叶公超的性情可以从梁实秋的记录中窥见一斑：“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垢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过来：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如今他这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邻居和他从此成了朋友。”——此段网上到处皆是，大家互相抄袭。

    【他还是个八面玲珑之人，朋友多得不计其数，三教九流无不交纳。在这一点上 他很像胡适，胡适靠的是修养，叶公超则完全出自天性。不过，胡适是老派绅士， 待人接物，一以贯之，以诚相待。叶公超却人小鬼大，很有点小魔头的本领，可以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优雅粗俗，易如翻掌。周作人说过，自己心中有两个 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叶公超想必也是如此。大约家道中落，寄人篱下出身的，都有这套应世的看家本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