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沈阳和其他一些地方党史上必须提及的人，身处早期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党员之列。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奉天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奉天支部成立，首任书记即是他。他就是任国桢。在多种版本的地方党史中，在中共满洲省委纪念馆的陈列室里，历史将任国桢坚贞、磊落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定格为永远的风华正茂。6月12日，记者见到了任国桢的儿子―――83岁的任为老人。此前一些专业地方党史研究人员的讲述与任为老人作为家人的看法，使任国桢的形象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清晰，甚至更加丰满。

　　新思想洗礼新青年

　　“避暑向方塘，荷花淡淡香。莺声喜，蝶翅忙，柳丝袅袅燕双双。”这是任国桢所作《避暑歌》对家乡景致的描写。任国桢1898年出生于丹东市西郊帽盔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它位于鸭绿江边，山清水秀。少年任国桢言语不多但颇有主见。1906年2月，任国桢和大哥任国栋一起读私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学往返步行十几里。1908年，兄弟俩又到25公里外的穷神庙私塾馆读书，自带粮食，立灶住宿。在这里，他写下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作文《爱家爱国轻重论》。1914年7月，任国桢考入东边道立中学，校长李献庭早年在奉天读书，又曾留学日本，开明通达，学校里各种新思潮很是活跃。在这里任国桢勤奋读书，关注时局，在作文中歌颂辛亥革命，赞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表现出对时局发展的忧虑。1918年秋，任国桢到北京求学。考入北京大学后，学习汉文和俄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以提倡科学和民主闻名天下，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名流云集燕园。让任国桢最为欣赏的是李大钊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演讲。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任国桢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使任国桢得到了锻炼，思想上产生了飞跃，从此他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桢终于夙愿得偿。当时鲁迅在北大主讲《中国小说史》，任国桢得以结识鲁迅先生。1923年起，苏联发生了一场文艺大论战，任国桢收集了发表在《列夫》、《纳巴斯徒》、《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翻译成中文，后又译了一篇16800字的题为《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小册子。他请鲁迅先生校订，鲁迅很快校订并为之作了“前记”。“前记”这样写道：“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择论文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是极为有益的事。”之后，鲁迅为此书联系出版，由于鲁迅正在编印《未名丛刊》，就把它编了进去，交给北新书局付印，这本书初版印了1500册，很快销售一空。1927年，北京又再版了3000册。此时，任国桢已经到东北从事革命工作。通过这件事，任国桢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两人在北京分手后，鲁迅对任国桢的来信几乎每信必复。1930年3月9日，在上海党中央学习的任国桢特意去探望鲁迅，此后又多有信件联系，直到任国桢牺牲。

　　爱国洪流催生奉天支部

　　1925年春，任国桢被中共北京区委派往奉天建立地方党组织，当时的奉天环境严酷。任国桢来到奉天寄住在大南门里的文华阁纸庄，常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读书看报并在这里结识了进步青年苏子元，通过苏子元，又与以美术工作为掩护、在奉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韩乐然取得了联系，并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任国桢等组织学生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6月10日上午9时，奉天19所大中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奉天省公署门前示威请愿，许多市民出于爱国热情也加入了请愿队伍。奉天当局派大批警察封锁街道路口，不许学生队伍通过。学生总代表毕天民宣读请愿书，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奉天当局见请愿队伍越来越大，遂增加宪兵和警察，在学生队伍的前面和两侧架起了机枪。爱国学生义愤填膺，无所畏惧，干脆席地而坐，非要省公署答复请愿条件不可。后来，军阀出动军队，抓走了部分请愿学生代表。作为报复，各校的学生代表均被开除，并要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6月14日之前放假离校。有着丰富学生运动经验的任国桢找苏子元商量，要想办法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利用每年暑假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夏令营的机会，办起暑期学校。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十分赞同此事，最后决定奉天省学联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于7月下旬共同举办一个短期学习班―――暑期学校，参加者主要是学生联合会的积极分子，任国桢主讲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暑期学校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又组织思想进步的学员成立了“革命同志会”，并从中发展了首批党员。

　　在中共北京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任国桢等在奉天开展的建党工作成绩斐然，成立党组织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奉天支部于1925年9月初正式成立，书记为任国桢。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特别支部也正式成立，书记为吴晓天。

　　星火燎原情洒奉天

　　此后不久，任国桢被调到北满工作。受“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牵连，任国桢在哈尔滨被捕。出狱后，组织上又安排他任中共奉天特别支部书记。党的机关设在老精华眼镜店二层楼上。这是负责组织工作的杨志云通过其老同学―――老精华眼镜店经理仲肇发租的。任国桢和杨志云以报考医科大学复习功课的名义在此居住，组织领导奉天的革命斗争。任国桢注重宣传工作，还经常组织工人学习，在他的努力下，又有一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组织的影响，任国桢着意在奉天周边地区开展建党工作。1927年3月，他派周东郊去营口从事秘密建党工作。周到营口后，按照任国桢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并于同年6月在营口建立了当地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小组。

　　1927年6月，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奉天特别市委，任国桢任书记。为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任国桢和杨志云经常装扮成卖毛巾、香皂的小商贩，深入工人住宅区接触工人，了解情况。

　　1927年，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举行罢工。任国桢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杨志云与工人代表接头，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并帮助工人拟定复工条件。当时资本家已将独身工人赶出了工棚，任国桢提议开展募捐活动，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以利将罢工斗争坚持到底。日本人害怕工人罢工斗争向其他工厂蔓延，只得全部接受工人的条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这次坚持了27天的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当时东北地区党组织还很薄弱，特别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次罢工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随即，任国桢拟将罢工斗争扩展到满毛株式会社，但日本人已经觉察到这次罢工有共产党组织领导。日本特务机关加紧活动，终于探听到中共奉天特别市委的活动。6月29日，敌人首先逮捕了杨志云并包围了老精华眼镜店，逮捕了任国桢和6个伙计。由于找不到证据，不得不把仲肇发和6个伙计放掉。任国桢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日本警察署没有证据，只好将他引渡给奉天商埠警察局，经过两次审问，又将他转送至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1928年5月，张学良宣布释放政治犯，任国桢获释出狱。

　　神州大地上的救火队员

　　任国桢出狱后，暂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到家乡。不久，安东地下党组织通过任国桢的哥哥找到了任国桢，任国桢通过安东地下党组织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1928年底，任国桢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哈尔滨工作。当时哈尔滨县委的情况十分混乱，县委书记李某任意挥霍党费和济难费，听说任国桢来了，慌忙携款逃跑。任国桢到哈尔滨后立即改组了县委，并亲任县委书记。为把群众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任国桢深入到工人居住区开展工作。当他了解到工会领导人已蜕化为与工人对立的把头时，非常气愤，提出了“工会要为工人谋利益”的口号，受到工人的衷心拥护。他还组织领导机务段、工务段、铁路印刷厂等单位的工人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到1929年4月，哈尔滨县已发展了6个党支部，74名党员。任国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充分肯定。1929年7月，哈尔滨县委改组为哈尔滨市委，任国桢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后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主持省委工作。

　　1929年底，任国桢被派往上海参加中央干部组织工作训练班。学习结束后，任国桢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在山东，在北平，他一次次面对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危局，但他总是以清醒的态度、坚定的信心和有效的斗争策略团结同志，振奋斗志，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在斗争中得以发展和壮大。“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桢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太原，整顿和发展山西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任国桢到太原不久，于10月21日在山西特委秘书处驻地召开秘密会议时，被警察逮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任国桢一如既往地严守党的机密，他的坚贞不屈让敌人无计可施。1931年11月13日，在古城太原，任国桢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口，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3岁。他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