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祖上的辉煌，陈树华说自己这一代有点“自卑”，平素很少提起自己是陈启沅的后裔。
　　事实上，陈树华是陈启沅第九个儿子——陈锦荐的孙子。在那个多子多福的年代，陈锦荐一共生了13个儿女，陈树华的父亲陈作溥是第六子。
　　爷爷曾是香港富商
　　对于爷爷陈锦荐，陈树华的印象已经模糊，只是从父辈那里稀疏听说爷爷曾是香港的富商。“毕竟在当时要养活这么多儿女也不容易。不过听说后来借钱出去，收不回来，生意就此走了下坡路。”
　　纵使爷爷生前与陈树华很少见面，但爷爷留下的资料现在都在陈树华手里，也算是一种因缘际会般的“补偿”。在这其中，就有一份由陈锦荐编纂的《陈氏家族谱之象征式》，里面第一页用小楷写着“木必有根，水必有源，我们亦当溯源于先祖而记录”。
　　根据这份族谱，陈锦荐在72岁（77岁去世）就已经开始办理遗产手续,并印了诗集。编年史式的记录没有着墨于家境如何之殷实，或许在那个时候，家道渐衰的陈锦荐已经无意提及或者选择刻意避开。不过，陈树华表示，在爷爷1969年去世之后，由于身在内地，他们家没有分到任何家产，反倒在这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也是因为如此，在这期间用工填表的时候，在成分表一栏，陈树华利索地填上了“破落资本家”，而“破落”一词也算是给他当时进轧钢厂，赚了一点政治同情分。
　　和那个时代所有被批成分不好的人一样，陈树华很少提及自己的家族，竟也成了一种习惯。
　　父亲传承蚕桑技艺
　　有意思的是，现在不管是历史教科书，还是专门论述民族工业的学术著作，每在提及中国近代民营资本的肇始时，很少会错过陈启沅在南海简村办机器缫丝厂的事迹。毕竟，在清末民初中国生丝竞争力日渐低弱之时，陈启沅“还哺祖国”的行为，算是给民族工业注了一剂强心针，并“轻易”用两个关键词——“继昌隆”和“机器缫丝”，定义了一个时代。
　　除了实业，另据清宣统二年《南海县志》载：“陈启沅少孤贫而好学，凡诸子百家、星学舆地诸书,无不涉猎，尤精易理，性复颖悟，著有《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
　　如果说陈启沅最大的贡献是改革了我国几千年手工缫丝方式，那紧跟其后的莫过于其留下的《蚕桑谱》，这本记载如何种桑、养蚕和缫丝方法的专业书籍，即便放到现在，也还是研究蚕桑业的重要指南。
　　总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在这个家族也是如此，只不过在陈作溥专事蚕桑学的时候，已经隔了一代。陈作溥是陈树华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陈作溥是怀揣着对建设新中国的热忱回到广东的。在这之后，虽然经历政治运动的磨难，但是陈作溥的热忱一直未减，最终在华南农业大学蚕桑系觅得一职，算是愿望终偿，毕竟在《广东省志·丝绸志》中，华农蚕桑系的组建，于广东丝绸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块奠基石。
　　由于陈作溥早年在香港念书，而港英时代重视英语，陈树华记得父亲的英语很是了得，在华农任教期间，曾经接待过不少外国专家，并有副审译的职称。
　　陈树华说自己也学过三年英语，不过那已经是1986年之后的事了，“现在几乎都忘记了”，他说，父亲也曾感叹一屋子专业书没人会看，而这些书也是父亲留给陈树华最大的一笔财富。
　　陈树华说，由于自小在外，他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也或因为如此，在父亲晚年移居香港的时候，陈树华把唯一一个入港名额让给了弟弟陈兴华。陈树华很庆幸当时的选择，说更喜欢现在的生活，“毕竟，在香港如何谋生，是再现实不过的问题。”
　　说到父亲从香港回内地，然后再回香港的经历，陈树华说，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退休后的父亲不能证明自己曾居于香港，后来还是在一张泛黄的香港报纸上，找到一篇有关香港高校毕业生的报道，里面提到了自己，才最终算作居港证明，圆了归根之愿。在退休之后，陈作溥仍然发光发热，还参与编撰了《农业大词典》的蚕桑篇。
　　自己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和现在各行各业都能出状元不同，陈树华所处的年代出路不多。要想出人头地，不外乎两条路，读书或参军。当因为成分不好而被拒校园之外后，陈树华进了轧钢厂，并在招兵的时候，如愿参军，后来参加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和战友打到了越南境内的军事要塞谅山。
　　在这期间，陈树华的角色是侦察兵，为己方火炮进行目标指示，站在制高点的他们虽然用不着冲在前线，但也往往是对方想最先消灭的对象。
　　退伍、转业、工作，虽说退伍军人这样的轨迹再普通不过，但在陈树华看来，终究也算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社会的车轮已经驶入了改革的年代，不过，在个体经济异常活跃的那个年代，经历过太多的陈树华不愿意再折腾，希望过上安稳生活的他没有选择下海，先在广州轻工局呆过，后转到广州浪奇直到现在，他称已经感到满足。
　　陈树华说自己很少和伯父陈浦轩的后人有联系，“我是在近十年才听说陈廉伯和陈廉仲的名字，才知道他们当年有多威水”。现在，陈树华根据残缺的资料，拼凑出了陈锦荐一支的家谱，“一些人要么已经联系不到，要么已经移居海外。”
　　姑丈是香港恒指创始人
　　虽说亲人分离难免感伤，但和不少有海外关系的广州人一样，这并非坏事，至少，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青少年的陈树华看来，家里每次收到来自香港的包裹时，都像过年那么开心。“我家曾收到过100港元的纸币，还有面粉、糖和饼干等当时的稀缺货”。和所有汇率高过人民币的外币一样，港元在当时特别受欢迎，很方便就能换成票券。陈树华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就曾“奢侈”过一把，在原东山的华侨商场换了一辆自行车，“用了不少票券”。
　　现在，由于陈锦荐一支只有陈树华和妹妹陈翠华两家还在广州，很多时候，他家就成了回家探亲的族人的落脚地，其中包括堂姐陈苇华。
　　陈苇华现居美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华文媒体《侨报》的记者，女儿就读哈佛大学。“以前回来的时候，苇华曾给我看过她和克林顿的合影”。言语间，陈树华满是对族人出人头地而显露出来的自豪感，“她还出过一本根据自身知青经历撰写的书，在香港出版了。”
　　说到显赫，陈树华的姑丈关士光——香港恒生指数的创始人不得不提。不过，陈树华是在去年底才听说自己有这么一个亲戚，而且他知道的时候，正是关士光在加拿大去世之时，他还特地通过港媒报道了解过这件事。
　　现在，陈树华还有一位年岁已高的叔叔在澳大利亚，曾多次邀请他去那边转转。陈树华想在几年后退休的时候出去转转，去看看在海外的亲戚，并循着爷爷在族谱上的记录，“好好地去香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