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8-07  来源：文汇报

    2009年12月8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国缘”——10大国际友人颁奖典礼正在这里举行。获奖者是5600万中国网民投票选出的，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前后100年间对中国帮助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十位国际友人。专程从新西兰赶来的菲利帕女士代表已故伯父接受这个荣誉，她手中的翡翠奖牌上，镌刻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在中国长达55年的奋斗经历已经成了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他为遭受严重剥削的工人奔走呼喊，他为贫苦孩子们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他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的故事映照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图景，浓缩了所有对华友好人士的卓越与伟大。
    
    ——编者
    
一个倔强的新西兰人
    
    1897年12月2日，在新西兰南岛的最大城市基督城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路易·艾黎出生了，姑妈给他取名为“瑞威（Rewi）”。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因奋力抵抗英国殖民者而英勇牺牲的新西兰土著英雄瑞维·曼尼亚波托。多年之后，当他以“路易·艾黎”这个名字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时候，不屈不挠、永不言弃的性格，成了他的人格标志。
    
    1916年，19岁的艾黎如愿以偿走进了军营。在那个年代，对年轻人来说，战死疆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英雄行为。
    
    路易·艾黎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被派往英国，不久又转往法国。1918年8月，路易·艾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荣获了原威尔士亲王勋章。
    
    在战场上，路易·艾黎第一次和中国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当时，他和由山东农民组成的劳工军团一起，参加了在比利时伊普尔阻击德军的战役。这些高大勇猛的劳工军团士兵，改变了他过去认为中国人都是瘦弱矮小的印象。在一次换防轮休期，他甚至和两个中国军人一起走进酒吧喝了一杯。
    
    路易·艾黎曾经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伟大的事业。但是战争之后不久，他就醒悟了：真正的事业不应该是破坏，而是建设。此后，他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他从战争中得到的信念。
    
到中国去
    
    1927年，艾黎经常能从当地报纸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当时，北伐军正在节节北上，引起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慌。
    
    “无论今后干什么，先要到中国去看一看。”他下了决心，把经营了六年的牧场留给了合伙人，先乘船到了澳大利亚打工两个月，当船费攒够后，他便迈出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他办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他却在那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整整60年。
    
    192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外国人可以随意在这个国家通行。更让他惊讶的是，当他经过一个码头工人身旁时，那人忽然站起来，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他没有发作，只在心里想，“这可是件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他擦掉唾沫，快步离开了码头。
    
    进入市区，他的惊讶变成了震惊。他发现，这个城市一些马路两侧的电杆上，赫然挂着盛着人头的笼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艾黎还不知道，就在他到达上海的前几天，这里刚刚发生了“4·12”大屠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枪杀，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
    
    经人介绍，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上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同事们很快发现，这个新来的新西兰消防官与众不同，他不吸烟，吃饭时只喝白水，也不喜欢跳舞，但却愿意花时间学习被他们称为“猴子的语言”的中文。尤其使他们不理解的是，他热衷于到开设在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去检查消防安全，而这项工作是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做的。
    
    因为工作出色，10个月后，艾黎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年，他又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公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他从早到晚辗转在各个工厂里，在这段经历中，艾黎感到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
    
    由于艾黎的奔走努力，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他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的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主尽量施加压力。
    
    然而他明白，仅凭一己之力，是阻止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的。他从英国朋友亨利·巴林博士借给他的一本《资本论》中寻找答案，还书的时候，他告诉巴林：“我已经得出了结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
    
在延安窑洞里见到毛泽东
    
    1929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中国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就在去绥远的火车上，艾黎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延续半个世纪的友谊，以一次十分奇特的会面开始了。
    
    当时，两个人乘坐同一列火车，是这列赈灾列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不同的是，斯诺在一节官用专车上，而艾黎则和难民们一道在货车车厢里席地而坐。在一次停车时，斯诺惊讶不已地见到了正在站台上散步的艾黎。斯诺回忆道：“艾黎被太阳晒红的面孔，满脸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当他用着那庞大的两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像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好像一座石头的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
    
    斯诺写道：“整个夏天，艾黎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病弱儿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从绥远回来不久，一批灾区的孤儿被红十字会送到上海，艾黎收养了其中一名14岁男孩，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英文名字叫阿兰。
    
    1932年末，路易·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艾黎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艾黎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不久，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从1938年到1941年是工合运动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期，经过艾黎和同仁们的奔波努力，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从1938年仅有69个，发展到1942年的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工合的产品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打击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募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达到500万美元。
    
    1939年2月，艾黎搭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车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那是一次突然的会面，他回忆说，“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忽然走了进来，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和他交谈，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艾黎向毛泽东介绍了工合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毛泽东表示赞同他们的事业，并鼓励艾黎坚持下去。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
    
创办“培黎工艺学校”
    
    1940年，路易·艾黎在陕西省有一个叫双石铺（今陕西凤县）的地方创办了一所工业合作社的培训学校，他将学校命名为“培黎工艺学校”。
    
    培黎学校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开设的，因为大多数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干扰，艾黎又将学校迁到了更加贫穷、但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甘肃山丹，并站稳了脚跟。
    
    1949年下半年，西北的解放已指日可待。此时，当地军阀马步芳的军队拟定了要杀害60多名学生骨干和包括艾黎在内的若干名教师的名单，1000多名士兵驻扎在学校周围，计划在撤离之前炸毁学校。
    
    危急之下，艾黎一边尽量安排学校的正常学习和生产，一边暗中组织学生转移重要的物资，疏散较小的学生，以躲避可能的不测。就在马步芳军队拉来两卡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的时候，解放军已切断往西去的路，从青海经扁都口开过来。山丹解放了。
    
    艾黎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把拆掉的汽车连夜重新装好，从矿井中取出埋藏的汽油，派出14辆卡车和运输组的全体同学去支援解放玉门和大马营。同时，解放军的伤员也被送到学校医院进行治疗。学校还将缝制好的500套皮大衣送给解放军。时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邀请艾黎到酒泉相见，对艾黎创办培黎学校的业绩和对解放军西进的全力支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新西兰对华建交的“宝贝”
    
    1951年新年刚过，路易·艾黎离开甘肃山丹，到北京参加解放后工合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在这座新中国的首都，艾黎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活力。
    
    不久，山丹培黎学校由政府接管，外籍教师陆续离开了。已经55岁的艾黎也再次面临着抉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依然认为，我能够尽力为新中国工作，只要有此需要，我就将留在中国。”
    
    他开始在日记中回忆往事，记下自己对新中国的新见识。第二年，这些日记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出版。这就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有办法》。这本英文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后在新西兰再版三次。艾黎受到鼓舞，很快，他又写了《人民有力量》、《山丹》和《中国的故事》等著作。
    
    1953年秋天，艾黎从山丹搬到北京永久居住，专职从事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
    
    1972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开始松动，新西兰也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所知甚少。大使们到任后一片茫然。但新西兰的外交官惊奇地发现，他们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宝贝”，那就是路易·艾黎。“他对中国了解那么多，又广受尊重。我们得到了他最热情的指点和帮助。澳大利亚的大使简直嫉妒我们了。”一位新西兰驻华大使这样回忆说。
    
宋庆龄说：“我极端相信他”
    
    “文革”中，艾黎没能置身事外。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闻讯他的处境后，写来了一份证明信，信中写道：“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出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合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的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当作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1977年12月2日，是艾黎80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艾黎举行宴会，庆祝他来华工作50周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路易·艾黎的寿辰表示祝贺，他给艾黎的“新任务”是：“至少再活24年，使自己能够亲眼见到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从1958年起，路易·艾黎在北京台基厂大街一号的这幢小楼里居住了29年。他的生活简朴无华，每天的饮食既简单又单调，他不吸烟也不喝酒，马海德大夫的夫人苏菲为他织的毛衣，直穿得边破线断，他也不肯买件新的。
    
    曾担任艾黎秘书的李建平说：“他基本没什么积蓄。每月工资800元，扣除生活费之后，剩下的钱不是为山丹培黎图书馆买书，就是资助学校的建设。他去世时，银行里的存款只有3400多块钱。”
    
    艾黎终生未婚。但是他的晚年生活却充满天伦之乐。每到周末，在北京的几个养子都会带着孩子到艾黎这里欢聚。
    
    从1985年起，艾黎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摔倒了几次，坐上了轮椅。1987年国庆节，艾黎让秘书推着自己来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相。他也许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过国庆节了。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在遗嘱中，艾黎写道：“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艾黎的骨灰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学校原来的农场四坝滩，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里。
    
    艾黎在诗里这样写道：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它使我得以置身于/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吴越摘编）
    
    摘编自纪录片《路易·艾黎》
    
    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NHNZ）、中央电视台、新西兰文化与遗产部联合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