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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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颖-人物词典

发布时间：2010-10-08 15:55:26      发布人： 天堂天使

座右铭

　　“学农、爱农、务农”，这是成为名教授后丁颖经常劝勉身边师生的名言，而综观他的一生，这句朴实话语正是他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丁颖选择学习农科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最初源于他童年起便对当时农民疾苦的深切体验，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种种探索中，最终作出了潜心“科学救国”的抉择。1888年，丁颖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这个家庭中第12个孩子。丁颖童年时，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在债台高筑之下，丁颖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成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

学农·科学救国

　　1909年，中学毕业，在当时学生趋之若骛地报考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门径的时候，全优生丁颖却思虑乡亲的惨况，对同学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1912年，在辛亥革命后的留学大潮中，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之后他曾三度远涉重洋，在3所日本高校求学。
　　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丁颖积极参加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他不思久留，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本来可以借此在官场步步高升，但耿直的丁颖却对教育界尤其是官场政客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深感不深造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1921年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潜心攻读的4年，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时，已年届36岁。为了“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理想，他前后出国深造了11个春秋。

务农·稻作之父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书讲义，撰写论文，在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
　　然而丁颖并不满足于执教鞭、搞小实验的学院派生涯，还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苍生。当时中国这盛产稻米的大国，每年竟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心头翻涌，在教学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种种考虑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难曾令丁颖十分郁闷，但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决意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他立足现实迅速调整科研计划，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补充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说是试验场，其实是租来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干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维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而这些被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后来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丁颖随中大三迁校址，颠沛流离，1940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这为后来经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成为农业学术重镇打下了基础。

爱农·与农为伍

　　出生自农家的丁颖，在跳出农门成为教授后却仍一生愿“与农民为伍”，这源于他对农民、对土地和对自己专业农学的无限热爱。
　　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令丁颖热血澎湃，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该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们完成。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1964年10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代中国稻作之父，在为中国农业的奔走中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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