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我亲身的见闻，以及后来接触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历史数据，我对于中共早期历史和1925至1927年革命（即所谓「大革命」）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看法。遇到大事件时，我都根据这种系统性看法去解释，往往能够解释得通。我写的那些党史文章就是这种解释的表现。可是，这种系统性看法的本身，我至今未曾系统地写出来，因为其中一些关键部分，我尚未找到证据，或者说，所得证据尚未能充分使人信服。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也会写出文章，至少有二篇：《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这二篇又都不能发表。
　　
　　今天我还不想系统地写出我的看法，虽然有许多关键性论点已经得到新发现的史料证实了。今天，我只要缩小范围，讨论一个问题：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斗争。
　　
　　陈独秀这个人很慎重，真有大革命家的风度，我从来未曾在会议上或闲谈中听他说过一句反对鲍罗廷的话，那怕对于鲍罗廷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也不说。但我确实知道，他和鲍罗廷有深刻的矛盾，好几次两人针锋相对。看了罗易的回忆录，又发现罗易说他和鲍罗廷争论革命大方针时陈独秀是站在鲍罗廷一边的，因此我怀疑自己的看法不对。现在，从新发现的史料中，我知道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信中，对鲍罗廷的态度是这样写的：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出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这段话，表面上说得很客气，彷佛是鲍罗廷太老实，上了孙文的圈套，而其实是很严厉的，是斥责鲍罗廷独断独行，目无中国共产党，不同中共协商，便将中共的党权，奉送给国民党。
　　
　　按这里所说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属下的一个机构，以孙文本人为主席，委员有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任务是要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先交给这个委员会审阅，才能去执行，又要中共中央将党员名册报送给这个委员会。正如陈独秀在这封信前面说的，国民党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
　　
　　同年10月10日陈独秀致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又点名批评了鲍罗廷：
　　
　　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
　　
　　其实，陈独秀1924年7月13日致维经斯基的信，虽然用泛论的形式，也是攻击鲍罗廷的。
　　
　　陈独秀在此信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状况：「国民党内只有右派反共份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陈独秀因此作出结论说：
　　
　　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俄倾向。……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这一段话，虽未点鲍罗廷的名，其实是批评鲍罗廷当时是支持右派的。（最后一句，「为自己收买反对派」，翻译得不对，不是「为自己收买反对派」，而是资助反对自己的人来反对自己，即中国成语「借寇兵而赍敌粮」之意。）
　　
　　以上是从档案所藏陈独秀的「秘密信」中录出陈独秀反对鲍罗廷的话，由此证实了我的系统看法不错，即从鲍罗廷来中国做国民党政府顾问时起，陈独秀便和鲍罗廷发生斗争了。
　　
　　由「秘密」档案发现的文字，可以说明我当时知道的一些事实。
　　
　　我恰好是在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第二信（1924年9月7日）和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之间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一到上海，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比我先几个月回国的张伯简同志已经作了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帮助部长彭述之和《向导》主编蔡和森处理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务。我来后，他将一部份事务移交给我，同时告诉我中央和上海党内之情况。其中一个情况就是瞿秋白的故事。
　　
　　他说，瞿秋白不久之前才从广州回上海，现在上海大学教书。他是在广州犯了错误，被陈独秀和蔡和森勒令立即回上海来的。鲍罗廷在广州同孙中山订了一个协定，关于国共二党关系的，是瞿秋白以共产党代表身份签了字。对此协议，中央委员陈独秀和蔡和森并不赞成，他们二人非常生气，便勒令瞿秋白回上海，秋白只好服从纪律回来了，但感到委屈。什么协议，张伯简未说。以后，我从别人的谈话和文件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秋白并非「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又未受中央的委托，为什么能代表中共签字呢？我心里想，秋白不过为了服从纪律回到上海来，未必承认自己的错误。果然如此，1927年，秋白先去武汉，在武汉发表了一本新写的小册子，正式书名我忘记了，但有个副题是《反对彭述之主义》，又有个副题，名《第零国际》。这本小册子今收编在《六大以前》的一本资料集中。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重提1924年夏天的事件，他认为在此事件中，他并没有错，倒是陈独秀和蔡和森错了。他说当时国民党右派借「共产党」问题攻击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一派，国民党这一派人的地位发生动摇，国民党的中全会作出这个决议，是为了挽救这一派人地位的，因之也是为维护「国共合作」的（我手头没有《六大以前》数据集，凭记忆引述秋白书中的大意）。
　　
　　可注意的，是瞿秋白服从纪律回到上海后并未受处分，他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那次陈独秀曾经暴跳如雷，蔡和森和新回国的彭述之都反对瞿秋白在此事件中的作为（据说，秋白曾征询中央的意见，但中央反对这件事的电报未到前秋白已经代表中央签字），但并未受处分，陈独秀在致远东部的信中，也不过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对中派的让步太多，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而已。几个月后，在「四大」会议上，瞿秋白还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总之，对于这个事件，陈独秀是主要归罪于鲍罗廷。
　　
　　这是有档案可据的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的一次斗争。
　　
　　据我知道，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还有另一次更严重的斗争，发生于1926年春末夏初，但最近出版的档案集只到1925年为止，对此次斗争没有记载。中国虽然有当事人的回忆，但语焉不详。虽无根据或根据不足，我今天仍要说起这一次的斗争。我是凭个人记忆来说这次斗争的。
　　
　　1926年3月20日事变以后到5月15日通过《整理党务案》以前，陈独秀曾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同鲍罗廷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当时不知道，以后好久才知道。现在留下来的当事人的回忆，有只字不提的，也有只提到一些表面现象的——自然，也有说出真相的。
　　
　　陈独秀交给彭述之的使命，就是同鲍罗廷商量如何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各军以及广西的军队，采取行动去消灭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虽然没有根据，我相信彭述之是同鲍罗廷会了面，而且提了这个建议的。不用说，鲍罗廷当然不同意这个行动，双方谈不下去。但党内外的人都知道陈独秀特派彭述之来广州同鲍罗廷讨论某一问题，什么问题，则不知道。彭述之早有准备，自然不能说讨论「军事行动」（也可能对极少数干部，如陈延年，说过真话）。随对象不同，他有时说来讨论退出国民党问题，有时说来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即整理党务案条款）的问题。鲍罗廷公然一口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也不好，于是采取干部签字的办法，即是要当时在广州的高级干部，凡同鲍罗廷一样赞成接受蒋介石条件的都在一张纸上签名，当时签字的有瞿秋白、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等人，唯有彭述之一个人不签字。
　　
　　于是，1926年5月15日，《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此案内容是容易找来参考的，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即：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基本上就是孙文1924年夏天提出的（鲍罗廷建议的）那个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旧案的重版，都是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确实是孙文的继承人，不过当时中共只有一个干部瞿秋白签字，可是这次，经过讨论后，所有干部除彭述之一人外都签了字。
　　
　　这一次斗争，又是鲍罗廷胜利，而陈独秀失败。
　　
　　这里顺便说一件没有人知道的轶事。陈独秀的代表彭述之在广州同鲍罗廷斗争的经过，我在上海是不知道的，彭述之回上海后也不对我说，别人也不会对我说，这是党的秘密。但我记得一件事，即彭述之那次从广州回上海后，无意之中告诉我：他此次去广州苦极了，连买香烟的零用钱也没有。我很诧异，问他：别人也同你一样苦么？他说：别人是有钱的，鲍罗廷会给他们的。我就不再问下去。因为我知道，他此次去广州是为了解决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的，大概彭述之的个人意见与别人不同，所以鲍罗廷不给彭述之零用钱。至于问题本身，我那时不知道。
　　
　　《罗易赴华使命》所记为什么会给人印象，好像陈独秀是站在鲍罗廷方面，共同反对罗易呢？
　　
　　那并非陈独秀同鲍罗廷和解了，而是陈独秀终于明白同他敌对的不是鲍罗廷，而是共产国际，可说是史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他环顾当时在他身边的干部，都是拥护国际的。而国际的「草」（蔡和森语），又掌握在鲍罗廷手中，而罗易说的只是空话。陈独秀如果还要担任中共总书记，只有同鲍罗廷合作的一条路可走。
　　
　　从近年结集出版的这些档案中，我们只能作出陈独秀和鲍罗廷相斗争的结论么？这就是大「材」小用了。我们还可以作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革命家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统治者相斗争的结论。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统治者，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原则，抛弃了国际主义，只求苏联一国的利益，将共产国际变为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工具，只求各国共产党努力去保卫苏联，而非努力去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建设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即使有什么国家的共产党夺得了政权，那也只能做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自始就是怀抱这个目的。所以它来中国寻求友人，首先就去找吴佩孚，其次又去找陈炯明，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找吴佩孚，找陈炯明不成功，于是又去找孙文。总之，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人物，扶助他们执掌政权，同苏联友好相处，不会侵犯苏联的东方边界。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例行公事而已，起初并不重视。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革命者，则怀抱着另一种目的，即要在中国进行「十月革命」，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苏联人终于找到了闲居在上海的孙文及其组织国民党。而荷兰人马林也帮助中国革命者建成共产党了。马林以其在荷属东印度的工作经验才想起要把这二个不同的目的统一起来，于是在「一大」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纲领之后又提出了同中国民主派联合的建议。这就是要使中国革命家的目的，服从于苏联统治者的目的。从此埋伏了后来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的斗争。
　　
　　陈独秀早有远见，前面引的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指出支持国民党就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即出钱给别人，叫他们来反对我们。
　　
　　陈独秀这话不幸而言中，整个国民党本来是奄奄一息的，其中的右派早已同北洋军阀一样了；其中的所谓中派，孙文及其亲信的一系，则得到苏联支持之后才起死回生，到了已能独立成活之后，便掉转头来用苏联供给的军火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屠杀苏联人自己。
　　
　　陈独秀以及第二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全部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马林拿出服从纪律的武器，他们才按国际这项决议加入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又独断独行，遇事不同共产党中央协商，惹得陈独秀向国际控告，要国际「警告鲍罗廷」。到了革命失败后，反而要陈独秀代替国际负失败的责任。
　　
　　写到这里，总会有人反问我：你说「苏联统治者」如何如何，但中国成立共产党以及后来推行国共合作，那时列宁尚未死，你是否将列宁包括在「苏联统治者」之内呢？
　　
　　我的回答就是：统治苏联的高层干部中，唯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可是当时列宁已经生病了，而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他也无暇过问；至于托洛茨基，则已经受了其它干部的排斥，忙于争论苏联本身的问题，到了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才出来干预中国的问题。我们说的苏联统治者是不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
　　
　　列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外国革命起来，而处境不利，我们也可以出兵去援助，那怕作出「民族牺牲」也在所不惜。托洛茨基后来干预中国问题时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又主张早就应当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二人是不能担负中国1925年至1927年革命失败责任的，如同陈独秀一样的没有责任。
　　
　　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我们陈独秀派，从六十八年前起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种错误做法的，并不需要七十多年前的档案来证明。
　　
　　后人看了这些档案，要来重新评价陈独秀，评价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史，那就是接受我们坚持了六十八年的旧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