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一八七九年十月出生于安徽，安庆、怀宁两县的县界恰好从他老家的中间穿过，这也许注定了他是一个一出生便要将争议带入世间的人物。
　　
　　　　他出世几个月，父亲便死了。因此，他在《实庵自传》里“第一件事”就说，“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他在广东开会。席间，陈炯明正二八经地问道：“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他一听，哈哈大笑，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丧父”。当时在座的人或惊骇，或莫名地挤眼，以为这位赫赫有名的启蒙将领又在故作惊人语。
　　
　　　　教育他长大的是家中的一个严厉的祖父，亲戚本家称其为“白胡爹爹”。据说厉害的程度远近闻名，当地的孩子一哭，父母给他们吃糖喂奶都没有用，可一说，“白胡爹爹来了”，哭声立止，迅如断电。等陈独秀稍长，他发现这孩子虽有点小聪明，但顽劣异常，最令人气恼的是，无论怎样打他，他总不哭。有一天，他愤怒地指着陈独秀的鼻子骂道：“这小东西，将来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但说来也怪，这孩子用棒槌无法征服，可见母亲在一旁流泪，他倒哭出来了。陈独秀后来回忆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妇人哭。至于祖父对我做强盗的预料显然扑了空，我并没有做强盗，而且生平最厌杀人。
　　
　　　　至于“玩劣”，这位祖父倒没有说错。他的家乡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一件陈独秀小时侯“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说陈氏家族里有一个“阴差”（阎王的差役），整天游手好闲，装神弄鬼地骗人钱财。一天，来到陈独秀家，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哈欠，就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着胡话，大意是陈独秀家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些纸钱银锭。虽然是“丰城土话”，但陈独秀却听明白了，跑去叫了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后门一涌而进，大声喊道：“起火了，起火了”。这位阴差顿时就停止了“诵经”，一声哈欠就还了阳。眯着眼睛问，“是周家的老房子吧？我在下边就闻到烟味了”，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陈独秀从小对学习八股文十分厌恶，可在母亲的眼泪攻势中，他参加了乡试，后来竟得了个举人，他说，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地鄙薄科举。等清末废除了科举制，他就远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他们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学习读书。有一次，三人断了炊。陈与章在家等饭，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换点钱买食吃。那知一直到半夜，陈章二人不耐饥寒，昏昏沉沉睡去，苏曼殊却不见踪影。直到午夜，他才手捧一本书摇头晃脑地念着回来了。他俩一骨碌爬起来，问：“吃的呢？”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上买来了”，陈独秀喊叫道：“你不知道我俩正饿着肚子吗？”连骂：“疯和尚”，但苏曼殊却不生气，说，“不要紧，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三人遂披衣起床，阅读至天明。后来章士钊当了段执政府的司法部长和教育总长，苏曼殊则先习文艺，次作和尚，有时兼搞精神恋爱，陈独秀讽其为“假僧人”。
　　
　　　　陈独秀一生向往民主，追求平等人生，说他是机会主义者就是说他企图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他的独立意识很强，非到万不得已从不求人。他家本是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同家庭断交。有一次他到北京，路过他家开的一个大铺子，掌柜一听“小东家”来了，请他赏个面子，过去瞧瞧，谁知他却袖子一甩，说，“铺子不是我的”，扬长而去。
　　
　　　　对待儿子也是如此。五四前后，延年、乔年流落北京，在一家工厂干重活，后母悯其苦，请他给找个工作，他骂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他任北大文科学长，延年、乔年来看老爸，但他们事先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也要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可。一时传为美谈，国人认为陈独秀真是民主到了“家”。
　　
　　　　他在共产党总书记任上时，延年任共青团书记，同台出席党的会议。会上陈独秀称其子为“延年同志”，延年则称“独秀同志”，有时为一个工作问题竟弄到父子拍桌，不相理会的程度。
　　
　　　　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他的诺言。
　　
　　　　他一生五入监狱，一次是辛亥革命中，一次是五四运动中，两次是共产党总书记任上，最后一次是为国民党所拘。第五次被捕时，先生五十有五。在押他由沪赴宁的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之，催问之中，发现五四的总司令酣睡达旦、如居卧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说。
　　
　　　　他的话不是比喻，他的确把监狱当成了卧室。他晚年，得一女友潘兰珍，陈在南京坐监时，潘送饭三年，一日不绝。据囚监难友濮德志回忆，说有一日，监狱长提问了濮，愤愤地对他说，“优待、优待，优待也有个界限，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监房里发生肉体关系，这事传出去，岂不要我和他一样坐牢吗？”并婉转陈辞，请濮转告陈独秀，“为看守的处境想一想嘛”，并说，“我本也崇拜陈独秀的道德文章，可现在看来，他文章虽好，道德却一般”，濮唯唯而退。
　　
　　　　监狱也是工作室。有一段笑话，说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先生是文字学家，因慕独秀大名到监狱里来看他，两人一见如故，互道钦佩，继而交换著作，互相表扬对方“卓见异常”。可不一会儿却面红耳赤，拍桌指鼻，互斥浅陋。监狱长来了究其因，他们说，为了一个“父”字。陈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说，纯属扯淡，“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其认真执着如是。
　　
　　　　他在监狱教人文字学，他主张文字大众化，由繁入简，但不能突变，要渐变。写别字也是渐变。如医院里打针，大家都说打“殿”部，其实这个字是“臀”，应读“豚”，但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说鼓吹革命，这个“吹”字应读“Trai”，而不读“吹”。现在大家都读“吹”，但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传革命也是吹，你再要读Trai，那就是顽固。他希望人人都成仓颉。
　　
　　　　他在狱中给学生讲诗歌。他说有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把一些口号写入诗句，以为就是革命诗歌，其实是笑话。结果只能把诗写成“屎”，自己还不知道。诗有诗的意境。必须给青年诗作者讲美的意境。他说，他在芜湖中学教国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学作诗，文中有这么两句：“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掩户阖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诗上打了一个横ｘ，批上“屎臭尿腥”四字，并加写了两句：“劝君莫作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
　　
　　　　一九三二年十月，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当时国际名人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都致电蒋介石，请求释放。最后推来推去，于次年四月，公开审理。罪名是“危害民国”。他却在辩诉状里说：“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此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言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二次叛国也……”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审判长怕惹出是非，站起来说，“你不得有鼓动言辞，要上下一致，安定团结。”
　　
　　　　陈独秀说：“刚才你说到团结，这是个好听的名词，不过我觉得骑马者要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但不管他的辩诉多么有理，状辞多么有华采，国民党还是判他十三年有期徒刑，后减免。
　　
　　　　综观其一生，陈独秀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狂热鼓吹者，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冲决一切网罗的雄放气概，在五四辈启蒙思想家中，他属于狂飚派，是一具充满风暴的灵魂。
　　
　　　　但盗火者被冻，普罗米修斯被困高加索峭岩。中国老百姓说，“虎落平川”者是也。晚年他僻居江津，靠当地乡绅解困，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寓所。其时，他的院子里还剩了一大堆土豆，那是他和潘女士最后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