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不仅确认陈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他永远是他自己”！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的陈独秀(1879-1942)。
　　
　　　　陈氏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又是留学生，然不以留学闻，甚至究竟到过几国留学，后人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参与了著名的《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可是迄今也不确定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写。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入民国后，又创办了《新青年》(该刊初名《青年杂志》，次年因办有《上海青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提出商议，改名《新青年》。以下除个别行文外，一般称《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有时就在转瞬之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需要进一步体味。且陈独秀自号“独秀山民”，也被他人视为“不羁之才”，实非随波逐流之辈。然而他的一些人生重大转换，又常在须臾之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一面。虽可说是往往走在时代前面，或如他自己所说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但这样变动不居，又如何坚持他固有的本色和思想的独立？这些显然都还有可以探讨和陈述的余地。
　　
　　　　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从少年时候起，陈独秀就不算默默无闻，只不过闻名的范围不同。他十七岁以第一名进学成为秀才，在当地就是名人。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还在1914年，陈独秀已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在遭到短暂的“举世怪骂”之后，很快成为具有预见的先知；他自己也因此改变了对世人和出版的悲观，以创办《新青年》开始了人生的新路。
　　
　　　　先是袁世凯在1913年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因参加二次革命而逃亡在外的陈独秀于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一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
　　
　　　　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必视为实述。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该文引起大哗，《甲寅》杂志也收到很多“诘问叱责之书”。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按指其《痛定罪言》一文)，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高潮，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更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对任何个人和群体，皆非易事。入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而“筹备帝制”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向“列国并立”的转换，“国家”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例如，“国乐”以前是指最上层的国家级乐典，而后来则专指与异域音乐区分的中国音乐。两者大致都是“国家”的代表，但一是内在的，侧重上下；一是外在的，指谓各国之一的中国)。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但其间的“二十一条”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部，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技术层面言，当年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政府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的观感。
　　
　　　　国人眼光由外向内转换，便有人想起了被解散的国会。著名报人包公毅即慨叹，自从“国民意思之机关”被取消后，国民虽有热心，却无“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分析说：正因国与民之间没有联络机关，则“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这里民意的“代表”，即代为表述(representation)民意之本义，故他们虽从通上下的传统思路在思考“国”与“民”的“联络”，却也直达代议制的本源。
　　
　　　　用章士钊的话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如果这是一个新现象，当然也就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言之，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显然需要厘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在对共和失望的普遍焦虑中，形成了国与人民两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有些言过其实的故意表述(这是清末民初不少士人惯用的一种言说模式)，其核心恰在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里“国”与“民”的关系，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并言及其所欲言。
　　
　　　　民初的几年间，并非“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大不了多少而早享大名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比陈仅大几岁)，并未停止其努力。陈独秀能一举引起瞩目，即因其只眼独具，提出了很多人积蓄于心中的关键问题，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当年多数读书人并不熟悉共和新制背后所蕴含的学理基础，难以区分“国家”和政府(章士钊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政府既然以其行为证实“国不足爱”，遂使陈独秀引起“举世怪骂”的言论，反成为带有先知先觉意味的预言。其文章的示范作用明显，不过短短几个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者颇众。
　　
　　　　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意识(参见柯继铭的研究)。但这一新兴的“民”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转向“民”。而“自觉”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都需要有所提高，以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但其文章引起的热烈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他随即因《甲寅》被迫停刊而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
　　
　　　　或因其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其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其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青年杂志》创刊后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动的新趋势。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
　　
　　　　二、从国家到个人的觉悟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刊行，陈独秀在《社告》中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进而提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就确立了刊物的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面向青年，一是面向世界。同时也明确了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从“道”和“学”这样的基本层面着手。该刊第一期除了国内外“大事记”栏，基本不涉及政治。陈独秀并在“通信”中申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那时的中国并非风平浪静，正发生着辛亥鼎革以来的政治大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去世。与帝制的短暂重现同时，还出现了所谓“再造共和”的武装局面。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此后一两年间的《新青年》均未曾正式议论(仍仅在“国内大事”栏述及)，确实体现了无意“批评时政”的办刊意向。对中国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正探索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最后解决。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即希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不应像很多人那样，年龄是青年，而身体和脑神经已进入老年。一年后刊物更名《新青年》时，他更借机辨析说，“新青年”不仅要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区别于“老者壮者”，也要有别于那些身心接近老者壮者的“旧青年”。
　　
　　　　基本上，新刊物仍在贯彻陈独秀此前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旨。陈独秀强调，只有“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少数青年以“自度度人”自任，然后中国“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在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澄清天下”本是他们的责任，如今陈独秀基本把这一责任转移到少数“新青年”身上了。同期杂志还刊发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进一步把“国”与“民”的关系落实到新的“共和国”与“青年”之上，并强调后者的“自觉”。
　　
　　　　陈独秀随即撰写《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提出教育的责任在民间不在政府，而教育方针，应侧重了解人生之真相、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未来责任之艰巨等。其中最重要的，仍是要明确国家的意义，以厘清国与民的关系。他认为，欧洲近世文明已达国家主义阶段，惟国家过盛，不免侵害人民权利，于是兴起“惟民主义”，强调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中国的国情，国民犹如散沙，国家主义实为自救之良方。但应了解“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人民应自觉自重，不必事事责难于政府，也无需争什么“共和国体”。只有“惟民主义之国家”，才是“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
　　
　　　　此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仍对应于君主；而“惟民主义”，或即后来流行的德莫克拉西，却意近共和。三年后他还在说，“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而新派人物“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这里共和与科学的并列，大约就是稍后脍炙人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滥觞。而对应于德莫克拉西的，正是共和。所以，陈独秀所鼓吹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侧重于共和政治的政体层面，而非其国体层面(即对应于君主的民主)。
　　
　　　　到1916年初，陈独秀“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写出了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提出，首先要从政治上觉悟到“国家为人民公产”，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由于最终影响政治的是伦理思想，中国“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必须变更，要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厘清“国”与“民”的关系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是陈独秀一生言论的核心。这一系列文章表明，陈独秀关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已大致定型。此时他最为关注的，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即以“民族更新”为基础，与白种的欧洲竞争，为中国争取“世界的生存”。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人的自觉，使“国民”而非“国家”居于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实现他所期望的“惟民主义之国家”。
　　
　　　　在此从“国家”到“国民”的倾斜之中，对“自觉”的强调，意味着群体性“国民”的努力，必须落实在每个“国民一分子”身上。陈独秀实已指向“个人”的自觉，并更多寄希望于青年。在此后的几年中，有“我”日益成为趋新言说中的一种“必须”；从生活到学术的讨论，处处可见“我”的存在。
　　
　　　　而不论“国民”是群体的还是个体的，思想、伦理等方面的改造都成为了首要的努力目标。陈独秀提出从“政治”到“伦理”的觉悟层次，就是要将侧重点从“政治”上的努力转向“文化”，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思想之表述相关的文学革命，一是与思想本身相关的伦理革命。
　　
　　　　三、从文学到伦理的文化革命
　　
　　　　当年所谓文学革命，主要是表述方式(文体)的革命。在中国传统里，文体与个性本密切相关。顾炎武在讨论历代文体转变时曾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是因为“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但“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且后人总是摹仿前人之陈言，也不利于表述自我。结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一文体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即是文体不能不变之“势”。有这样的传统，在民初自我彰显之时，表述方式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变确立后，表述者本身及表述的内容一类问题才应运而提上议事日程)。
　　
　　　　先是胡适在1916年初致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八项主张。后在陈独秀鼓励下正式成文，则易言为“文学改良”，将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争议的八项主张正式提出。陈独秀更进而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响应，他一面指出胡适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自己不过是在“声援”；同时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然而两人所提的具体方案，仅在《新青年》作者读者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更多的人显然并未侧重“文学”本身的改与革，却逐渐拥戴着提倡者走上以白话写作之路。不论在时人的关注里还是后人的记忆中，“文学革命”都逐渐演化为一场“白话文运动”。后者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持久的遗产，并真正改变了历史———今日白话已彻底取代文言，成为几乎唯一的书面表述形式；即使在所谓“象牙塔”的菁英学术圈里，也很少有人能以文言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