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研究的新启示（陈骏涛）
发布时间：2010-05-15 10: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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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双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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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研究的新启示（陈骏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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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陈骏涛 人气：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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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周立波诞辰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骏涛
为了参加这个研讨会，我新近阅读了近几年发表的关于周立波研究和评论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三周研究》第四、五两期上刊载的文章，在纪念活动当中，又看到邹理和姚时珍编著的《百年周立波》，感到获益匪浅。特别是读了周健明先生写的《读几位新锐学者的著作有感》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写的文章，很受触动，我感到周立波的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进展。在这些文章当中，有这样两个问题的提出，我认为，它不仅对于周立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和评论，都是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的。
关于对周立波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的作家的定位问题。
对周立波，过去我们经常见到的是这样一种定位——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这当然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周立波还是一个追求自由与解放，向往光明，向往未来的作家。把周立波仅仅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不是对周立波文学创作活动的全面评价，也缩小了周立波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只是对共产党员作家周立波的一个基本面的评价，是从出身论的角度，或者说是从政治层面对他的一种评价。而作为一个较早接受现代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熏陶的作家，一个活生生的人，周立波的终极目标是追求自由与解放，是向着光明，向着未来的。只有把周立波看成是一个向往自由与解放，向往光明，向往未来的作家，才是对他的全面正确的评价。
周健明文章中提到的谭元亨的论文我没有读过，我只是从周的文章中，知道了谭元亨有如下的观点：“周立波终身追求的目标，跟他的名字liberty一样，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他艺术地表现了从‘人的依附关系’到‘建立在物的依附性上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变及其曲折，并使人们看到了前景——‘自由人的联合体’”。无独有偶，在刘锡诚写的一篇文章——《渴望liberty的人——获得自由后的周立波》——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周立波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立波”是英文“liberty”的汉译，“这表明他一生渴望自由和解放的心迹”。
还有一位年轻研究者邹理的文章《浅析周立波小说蕴含的社会理想与人文精神》，我读后也感到很兴奋。这篇文章从社会理想和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作了分析。当然，分析还是比较粗略的，如她自己所说，这只是“浅析”，只是大体勾勒了一个轮廓，但这个轮廓勾得好，对人有所启发。邹文大体从三个方面对周立波两部长篇小说的社会理想和人文精神作了勾勒：一、周立波表现了底层农民作为“人”的思想意识的觉醒，他们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特别是妇女对于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的追求，是“周立波唱了一曲自由及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赞歌”。二、“周立波的小说不仅是农村阶级斗争的简单的纪录与高歌，对底层民主也作了充分的记叙与认同”，同时，在“《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中还寄寓着作家对政治清明、廉洁的理想”，三、“‘发展与富裕’也是《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重要内容。”
作者最后的结语是：“作为一名革命者，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无疑是以革命性的视野来观察和反映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的。光看书名，我们就能闻出一股20世纪的革命气息。但是作为一名受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周立波又是比较早地以现代性的视野来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国农村问题，构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解放与自由、民主与平等、清明与廉洁、发展与富裕，是民族国家更新改造的中心问题，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
这个结语概括得很好，我十分认同作者的这一概括。当然，如果作者能够对这一概括做一些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就会更具说服力。
作为一个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员作家，周立波确实是忠实于历史和时代所赋予自身的使命的，他没有能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超越党派的局限，从而使他的作品留下了一些不可弥补的遗憾，比如说“左”的倾向等，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作为一个较早接受现代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熏陶的作家，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周立波的作品中又包含着一些“以现代性的视野来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国农村问题，构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元素，却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邹理的这一发现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以文本为依据的，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对周立波这样一位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作家的研究问题。
在“左”的文艺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往往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是服从于政治标准而退居其二的。不过，对于那些真正懂得艺术，懂得尊重艺术规律的前辈专家学者来说，情况可能又是不一样的。周立波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很早就引起了这些专家学者的重视。还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茅盾等前辈先生就曾给予周立波的艺术风格以十分准确的肯定评价。茅盾就曾如是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路线交叉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个人风格。”在“十七年”时期，除了茅盾，还有其他人，如黄秋耘、唐弢等前辈学者，对周立波的艺术风格也都有很高、很精当的评价，比如唐弢就曾以“淳朴、简练、平实、隽永”八个字，概括了周立波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但是，“文革”时期，随着对周立波评价的逆转，茅盾等前辈的论述，也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观点，而予以摈弃了。
今天，我们重新回头阅读周立波的作品，又深感前辈学者的那些论述中所包含的艺术眼光与艺术匠心，是十分值得我们后辈人学习的。有一句话在五六十年代曾十分流行，即布封说的“风格即人”。对于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来说，一定是会形成只有属于他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的，这种风格就代表了他这个人。周立波就是这样的作家。我注意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周立波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又都回归于对周立波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研究。比如，周健明先生所提到的北京学者庒汉新，山西学者艾斐，湖南学者胡光凡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新近我又读到了南京年轻学者贺仲明写的《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等文章，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各自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意见也有相左之处，但问题最终都指向周立波的创作与乡土文学，与文学本土化的关系，应该说，这不仅对于周立波的研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都是有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的。
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下董之林所写的《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这篇论文。过去，我们按照某种思维惯性，总是把左翼革命文学与唯美主义文学视为对立的两极，殊不知这二者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作家，真正懂艺术的作家，总还是有或多或少的唯美情结的。因此，从唯美倾向这个角度对周立波的小说进行研究，未始不是一种路向。当然，也正如董之林所说，指出周立波小说中的唯美倾向“不仅在于他个人独具个性的文学气质：对‘抒情诗’幻想的推崇，对现代小说中语言问题独具慧眼的领悟，以及他把握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更在于他坚守着一种文学精神”。也就是文学就应该是文学，而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这样一种理念。这是在我们的文学研究评论中，应该给予特别注意的。当然，董之林文章的如下论断我未必认同，她认为：“在本质上，这种文学精神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不臣服于现实的心灵高傲的飞翔”。把现实主义与“不臣服于现实的心灵高傲的飞翔”对立起来，这不能认为是一种公允的见解。现实主义并不是刻板的对现实的模仿，它是不排弃，恰恰是也需要“心灵高傲的飞翔”的，只是一些机械的现实主义论者对现实主义阐释的偏颇，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不过，无论如何，董之林提出从唯美倾向这一角度研究周立波，这是对周立波研究视野的一种拓宽，它不仅对周立波研究，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我因为对周立波的创作没有什么研究，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仅就我新近读到的关于周立波研究的若干文章，粗略地发表如上的感言。我同时期待着周立波研究能够有更新、更深、更好的拓展！
2008年9月
（责编 绍 雄）
作者简介：陈骏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小说学会荣誉副会长，曾任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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