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亲人 碑牌河场，在距离四川省达县东北方不远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乡。 1915年12月24日，我出生在碑牌河场曾家湾村一户穷苦农民的家庭里。家里祖祖辈辈都在务农，父母生养我们五个兄弟、三个妹妹，家里有田不够吃，靠租地过活。童年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当时军阀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家庭生活十分清苦。父亲和哥哥不得不背粮食翻越大山，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换盐，赚钱糊口。尽管如此，我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且作为张爱萍将军的学生，得到了思想启蒙。 30年代初，家乡人民在军阀横征暴敛下痛苦挣扎几无生路，这时平地惊雷，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在地方党组织和川东红军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一举创建了川陕苏区！红旗一展，八方呼应，劳苦大众拿起刀枪，参加革命。 在革命形势感召下，我们一家九口全部投奔红军。大哥李中泮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拖着病体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带路，五妹李中珍带领妇女队抢救伤员。 1933年10月，我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回到了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也就在这年年底，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残酷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我家是当地有名的红色堡垒户，红军走后反动派对这样的革命家庭首先“血洗”。因此，在红军主力撤离时，父母毅然带着孩子们，全家参加了红军。 红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不久，父亲重重地病倒了，与英勇献身在那里的红军战士一样，就地和衣掩埋在两河口青山之畔。我的大哥李中泮，那时已任红军赤卫团政委，在红军长征前的革命斗争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母亲、弟弟和妹妹，也相继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回忆 1936年7月7日，我的母亲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叮嘱说：“跟着红军走！” 开始长征那年，母亲已经是53岁了，从小裹脚，只有几寸长。就这样，她挪动着小脚拽着弟弟妹妹，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部分根据地群众中，从川东走到川西，两条腿肿胀的像个紫萝卜，用手一摁一个抗，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即便如此，她仍旧过四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翻雪山，在一年零三个月里，一步步走过了近两万里。 在长征路上，我三次遇见母亲，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母亲的音容。第一次遇见母亲是1934年4月，那次她在路上一见我便喊：“儿啊！你到哪里去了。”我与母亲谈了许久，尽管母子二人都已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却都相互隐瞒着。最后她还是告诉了我，这时母子二人才都放声痛哭。 第二次遇到母亲，是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那时，由于张国焘阴谋另立中央、分裂党，胡乱下令红四方面军忽北上，忽南下，竟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此时，我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我在一幢二层小木楼上，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这一夜，母子谈了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我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泪水所淹没。在这样的境地中，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她还不知道，二哥李中池在战斗中牺牲了，珍妹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的丈夫也牺牲了。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36年6月，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那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的我，正在行军路上。此次见面，母亲长时间一言不发，也不再问我什么。我与她都心照不宣，时下的条件，很难为她解决任何问题，此次一别恐难再见。 党当爹娘 看我万分为难，通信员迟疑了一会儿说：“要不，我留下来照顾娘吧！”“不行，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看我有些心动，母亲开口说话了：“我能走，两年都走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望着她憔悴多病的身体与幼小的弟弟妹妹，联想到今后她们将面对的严峻征程和可怕处境，我内心难过得犹如刀割。我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但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 队伍越走越远，快走完了。我留下了自己的战马和部分干粮，策马扬鞭含泪而去，不忍回头再看。再过几天，就要翻越终年大雪覆盖的雪山了，母亲和弟妹将怎样面对呢…… 噩耗还是传来了。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母亲和弟妹们翻过了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了腹部的毒疮，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 1936年7月7日，母亲不行了。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有一张我们四兄妹在延安的合影，那一年，我22岁最大，行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还有十八岁的四弟李中柏，十五岁的五弟李中衡，年仅九岁已经是小红军的幺妹李中秋。 从此，我们把党当作了爹娘。永远跟着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