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的关系，特别是对 “长征精神”形成的贡献研究较少。时值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很有意义。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远征揭开了长征的序幕

      所谓“长征”是指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即撤离原来的根据地，远征到别的地方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求得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并实现北上抗日。对长征的涵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来理解，是指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即后来的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从广义上来理解，是指当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地方红军，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突围转移。不论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来理解长征的涵义，都可以说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了长征的序幕。

      首先，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派出的背景和战略目的来看。其战略意图：既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事实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派出，正是在中央已决定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决策之后，迅速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为直接准备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所作的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4月30日，广昌失守后，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此时临时中央已接受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意见，有了战略转移的思想。并于5月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秘密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并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共产国际回电批准后，中革军委就于7月5日和23日分别发布训令，命令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其任务是分别抄到中央苏区的东北和西北敌人的后方打击敌人。看起来，这好像是到敌后的进攻，实质上是掩护退却。正如朱德1973年12月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作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当然这里还有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意思，给敌人以为中央主力红军会从东北方向转移的假象，这样，不仅从战略上也从战术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转移。

      其次，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根据地进行远征转移的时间和规模来看，它是中央在全国红军中最早被派出的一支部队，它的出动就在实践上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从全国红军来说，由于当时各地红军分别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中，红军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总起来是分六批从五个地区出发的：第一批就是由中央主力红军的红七军团改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晚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赣东北、皖南前进。第二批是红六军团，1934年8月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第三批是中央红军，同年10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批是红二十五军，同年11月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批是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第六批是红二、六军团（后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中央红军来说，红七军团本身就是中央主力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当时正在前线作战，是中革军委于1934年6月下旬下命令，把红七军团团部和所属的第十九师从福建连城召回瑞金并于7月初进行改编的、11月入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全军前后共1万余人，深入闽浙皖赣诸省国统区，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虽然最后在七倍于我的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到失败，但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序幕的历史地位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六个多月的艰苦历程中，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牵制了国民党十几万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尔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铸就伟大的“长征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的胜利主要是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在中央的领导下互相配合，共同奋斗的结果。“长征精神”也同样是各路红军，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集体奋斗的结晶。北上抗日先遣队既然揭开了长征的序幕，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为“长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自己应有的特殊贡献。

      首先，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是把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的模范。虽然，当时红七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甚至像红七军团参谋长粟裕等领导人对中央的战略意图，特别是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转移并不清楚，但基于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本色，他们二话没说，就迅速踏上了征程。1934年11月2日当中央军委要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北上皖南行动的前夕，方志敏等曾请示中革军委：要求红七军团以闽浙赣苏区为依托，把红七军团的行动与保卫发展闽浙赣苏区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并认为红七军团还是受闽浙赣军区统一指挥更为适宜(红七军团是以闽浙赣苏区的老红十军为基础建立的)。遗憾的是中央未能接受。即使这样，方志敏仍和以往一样，抱着“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的决心，临危受命，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北上皖南的征程。

      其次，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血战东南半壁，历尽艰难险阻，发扬了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同样是英雄好汉。他们为了完成自己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腹地区；不仅要与数倍于我的敌优势兵力斗争，冲破其围追堵截，还要征服山高风雪等险恶的自然环境；不仅要长途跋涉，还要进行毫无外援的孤军奋战。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特别是我先遣队的一些高层指挥员，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总是带头冲锋陷阵，表现了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在关键的谭家桥战斗中，年轻的优秀指挥员寻淮洲，就带头冲锋在前，夺取制高点。当他中弹负重伤倒下时，其余战士前赴后继，蜂拥而上，不少战士又牺牲在他的身旁。这一幕连敌方当时指挥“追剿”我先遣队的补充一旅头目王耀武也感到“震动”。“一位外国人曾经说过：同样战场上的指挥者，共产党指挥官冲在前面挥手召唤士兵，‘跟我上’，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却在士兵后面拿枪吆骂着‘给我上’”。在怀玉山突围战中，抗日先遣队最高领导人方志敏也和先遣队的勇士们一起，写下了英勇悲壮的篇章。为冲破七倍于我的敌人的围追堵截，痔疮大发的方志敏和只剩一支右臂的刘畴西拒绝用担架和大家一样昼夜兼程的翻山越岭，以野菜、残果、草根和树皮充饥，1月15日，方志敏率800余人的先头部队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进入了苏区，但3000余人的主力受阻未跟上。为接应主力，方志敏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重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不幸被俘。

      再次，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狱中斗争和狱中遗著，无处不体现在他们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伟大的长征精神增添了光彩。方志敏被捕的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誓言：“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革命。”表明了他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在狱中，他不仅坚贞不屈，率先垂范。还通过与被俘入狱的师参谋长乔信明三次传递纸条的方式，对狱中的红军先遣队的干部和战士进行气节教育：“在敌人面前一定要顽强，怕死是没有用的。”“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并鼓励他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的崩溃中挽救出来！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当方志敏从国民党的旧报纸中，得悉我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肖、贺红军在湘南同样获得胜利时，“不禁狂喜！暗中告诉了在狱同志”。并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衷心的祝贺：“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并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最后，方志敏在残存的日子里，用血与泪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十多万字的、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稿。在方志敏的教育和影响下，乔信明、曾如清和何秉才等同志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抗战爆发时已拥有30多名党员。他们出狱后继承方志敏的遗志，重新踏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在怀玉山战斗中，胜利突围的部队在粟裕、刘英的领导下，肩负起方志敏、刘畴西、寻淮州等先烈们的未竟事业，胜利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后，投入了整个抗日斗争中的洪流。方志敏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朽的民族英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愧是英雄的先遣队！
 （作者系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