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炽同志是我的老朋友、老领导。解放初期，我在潮安金山中学，他在汕头华侨中学，原是同行但未曾谋面。1952年金中迁来汕头喾石，给了我们合作共事的机会。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将他当作老大哥看待。

当时汕头中学里党员很少，合成一个支部，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只有王义炽同志、陈仲豪同志及我三人，人称“三驾马车”。义炽同志是支部书记，又最年长，自然成了驾辕的“头马”，仲豪和我是拉辕的。那时政治气氛非常好，我们又通力合作，注意团结党外同志，一时汕头市教育战线呈现一派蓬勃生机。每次我过海来参加支部活动，都从义炽同志那里接受上级指示，获悉汕头教育界许多真实情况，大大增强工作的信心和勇气。那时我还年轻，又是外省人，义炽同志不仅关心我的工作，还关心我的生活和身体，使我充分领略了他诚挚的友情，领会了他的厚道。

1953年初，著名的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应邀到武汉讲学，省里通知粤东区郑川(韩山师范副校长)、谢焕新(潮安一中校长)、义炽同志及我4人前往听讲。我们住在汉口中山公园附近，每天听课两场，到晚上都感到很疲累。为了纾缓压力，我们三人有的找朋友，有的听曲艺，有的睡大觉，惟独义炽同志哪都不去，还在灯下孜孜不倦地整理校对笔记。他的勤学和责任心，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4年夏，我被调去潮州筹办一间高级中学，至此不能跟义炽同志常来常往。有时在省或地区里会上相见，他仍然象过去那样关心我的生活和身体。我知道他后来当了汕头市委文教部副部长、教育局长，但心目中从来没有将他视作一个“官”，实际上我觉得他是最没“官架子”的一个人。人们包括所有教师职工都亲呢地称他“王老局”或“老王局”，有什么心里话都乐意跟他讲。

我们再一次共事已是在1977年“文革”浩劫之后。之前我已被几次运动搞得遍体鳞伤，他也在“文革”中饱吃苦头，刚复任汕头市教育局长不久。“文革”犹如一场灾难性地震，将教育战线弄得面目全非。他要“收复失地”重新端正人们的教育思想、清理多如山积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时他的处境，将之比作急诊室大夫毫不为过。为了重新整顿、培训零落不堪的教师队伍，义炽同志力主报市委批准成立“教师进修学院”，自兼院长，副局长陈仲豪任副院长，派我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具体业务。要知道那时我头上还有“帽子”，属于不可重用之列，作出这一项任命是要担当政治风险的。由此我看出了他的胆魄，也看出他的无私和远见。

1979年落实政策，我先是被任命为汕头师范校长，不久义炽同志离休。一段时间后我忽然受命为教育局长。一进那道“门”，我才明白彼时彼地当一个“重灾区”的主管有多艰难。平反冤假错案还待收尾；重建队伍也已打下基础，还需深入；此外还有市区儿童入学难、教师住房紧缺等问题，而归结到一点就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当我奔走呼告、疲于奔命之际，我才省悟出义炽同志多年是怎样走过来的。一想到他虽然干着“苦差”却总是从容不迫、待人永远是一张笑脸时，我便觉得他的修养、气度都在我之上，不愧为汕头教育界的“老大哥”。

离休后，义炽同志对教育事业痴心不改，带头成立了汕头市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亲自发展会员，亲自调查研究，亲自通过口头或文章向社会呼吁关怀孩子。他的执着和热情，足以令石头都为之感动。

王义炽同志是个好党员、好领导、好师长，总之是个“大好人”，这几乎是人们异口同声的一致评价。至于他何以能做到那么好，我觉得应当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当中去寻找。他从年青时献身革命的那一天起，便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革命的世界观对待事业，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包括对待自己的疾病。“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完全融人了他的实践生活当中。这一点非常难得和可贵。他大度，因为他“胸有大目标”；他谦逊，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乐观，因为、‘未来是属于人民的”；他爱教育、爱孩子，因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关心爱护同志，因为“大家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他是我们世界上一场伟大革命孕育出来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王义炽同志逝世已近5年。5年来他的举止风度、音容笑貌仍然不时萦绕在人们的脑际。现在他的子女、他的老友发起编一本《纪念集》，收入他本人著述和一批回忆文章，借以保存一段信史，留下前人风范，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正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重树诚实守信道德风尚，教育战线也应当有自己的榜样和楷模，这对当前的教育工作也是一种促进。

四纪相知比石坚①，茫茫教海好耕田。

订交丽日红旗下②，饮酒白云黄鹤边⑧。

风义平生师与友，  崎岖世路苦兼甜。

神方难索典型去，  久为斯人一黯然。

[注]①一纪为12年。

②与义炽同志于解放初相识。

③1953年与义炽同志同在武汉听普希金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