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

父亲临终的一刻，是我在他的身边。听到我一声声凄厉的呼唤，他虽努力撮起嘴唇要回应他的女儿，可已发不出声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撒手离我远去!每忆及此，我就禁不住泪眼模糊，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竟不知从何说起。

还记得小时侯，他牵我手走路时，喜欢用小指头挠我的手心；晚上带我去看戏剧演出，回家的路上我时常在他温暖宽厚的背上睡了过去……这感觉，这情景，还历历如昨!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平时在家里话不多，总是匆匆来去。我读小学时，我家已搬到民生路9号教育局二楼。一个大约30来平方的大房间，是父母和我们三个小孩(三哥姐读书、参军在外)的卧室兼父亲的办公室，晚上我时常看他伏案工作，就象一个机器人，没有睡觉的时候。隔壁就是一个小会议室，父亲常常在这里听汇报，布置工作。那里也常常是我“工作”的地方，把一块长长的洗衣板架在一只大木沙发的两边扶手上，就成了一张舒适的小书桌。那时我在父亲眼里，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记得小学五年级，我得了全校征文比赛第一名向他报喜时，他欣喜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父亲根据我们不同的年龄段，为读初中的二哥、读小学的我和弟弟分别订阅了《中学生》、《儿童时代》、《小朋友》和《中国少年报》等报刊杂志，使我们从小养成爱读书报的习惯，既提高阅读能力，又长知识、了解社会时事，从而关心国家大事，树立远大志向。他很注意培养我们的劳动习惯，要求我们每人都要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他并不觉得体力劳动低贱，听老同志们说，局里组织的劳动，他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参加。他还要求我们要坚持锻炼身体，在他的鼓励下，我积极参加了小学乒乓球队和合唱团，真正做到了他所要求的“德、智、体"全面发展。1978年我从农村回来后，身体较瘦弱，他每天早晨都督促我起床，跟他一起去十中校园里，耐心教我打太极拳。现在我的胃病已基本好了，体质比以前有所增强，这要归功于父亲对我的关爱。

父亲为人正直，从不媚上欺下，也没有因为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而滋长了官脾气、官架子。在家接待客人，他从来不分贵贱，都是耐心听取情况反映，对合理的予以帮助解决，对不合理的要求则和颜悦色地做思想工作，让人心服口服地消气息诉；他总是把满足他人合理要求、帮助他人解决燃眉之急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份内事，不图回报，心甘情愿地被人“利用”；他自己平时从不以局长自居，也从不允许我们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以实际行动教育我们不奴颜婢膝凭自己本事堂堂正正做人，熏陶培养了我们的平民意识，以至众儿女的婚姻，都没有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对方大都出身于普通工农家庭，就是有的身患重病也不嫌弃，生活固然颇为艰辛，可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父亲以他的忠诚、踏实、朴实、倾力敬业，给我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母亲曾经嗔怪我：“怎么工作起来跟你爸一样卖命!”在农村插队十年，我被当地树为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从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开始，连续五年被大队、公社、县三级推荐上报汕头地区，可惜，每次都被打了回来，最后一年，县招生办的同志好心地提醒我：“你要去地区问问原因。”那次我径自找到时任地区教育局长的邢上善同志家里，他查看了会议记录之后给我的答复是：上不了大学是“因为你父亲的问题。”

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一直不甚了了。直到这次整理他的遗作，我才清楚，他的所谓问题，无非就是1956年审干时已经作了结论的“历史问题”以及他的所谓“家庭问题”。

1972年宣布“解放”，但他的党籍问题因入党介绍人未做确切证明而悬而未决；给他做的结论(其中竟见有对反动学生成善祥为报廿多年前被打之仇—详见《一场反迫害的斗争》一文——的“揭发’’所作出的“郑重其事”的调查结论!)，在他的再三坚持之下，竟八易其稿!后来为了不落入“拖”的圈套，才不得不在仍然不符事实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上注明自己不同的看法，签了字由局里上报审批。72年作为“全市最后结案四人之一，勉强予以解除监管”(录自潘建芳材料)。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才于1978年3月获得中共汕头地委“彻底平反”的审查结论，继而恢复原职，时已61岁，被“文革”耽误的时光竟达12年之久!

父亲无论在外面受多大委屈，遭多少磨难，从不在我们子女面前抱怨一句!“文革”中，长期从事文教工作的他首当其冲受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我在当时竟一无所知(就是现在所知道的零星片段，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学期，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开头颇有踌躇犹豫：打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现在党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父亲，究竟如何抉择?在高年级同学的“教育”下，最终选择“相信党，相信群众”，“大义灭亲”同父亲划清界限。十三四岁的我离家住在学校，积极地参加“革命”“捍卫”毛泽东思想，拎着浆糊桶跟在学长后面刷着自己也不明白具体所指的大字报。我压根不知道，父亲此时正在遭受极其惨烈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所幸我从没参加过一场批斗会，竟让我得以避免亲眼目睹父亲的惨状!

“文革”期间，除了家庭出身和所谓历史问题外，父亲被强加的“现实错误和言论”还有诸如对高中毕业生讲话说：“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不能完全认识之前，建设中的盲目性就产生了……”；向党员作报告时说：“不要动不动就提到路线斗争”，“现在社会科学上还有很多问题未解决，必须发展，中国的马列主义教育学还没有，只有几条原则”；“不能科科都联系政治而忽视基础知识”；“青少年二件大事，一是吃饭，一是读书”；“当然学校的中心就是教学，抓教学就是抓中心”；对留用旧职人员解释说：“这并没有坏处，反有好处，可以表示我们很民主”；与陈培志等“搞串连”说：“58年反地方主义打击面过宽"；在文化革命中对受冲击审查有抵触情绪，对审查结果作诸多辩解等等。

如今尘埃落定，这些所谓“错误”和“问题”的是与非，已经不言自明。而那些所谓错误言论恰恰说明，父亲对解放后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是有独立见解的，对不少问题包括对自己的审查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他没有为当时的极左路线所左右，不投机，不摇摆，既不踏着他人肩膀往上爬，也不利用政治运动排斥异己，坚定地固守做人的原则和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能够得到群众拥戴和尊敬的根本原因。

“文革”过后，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原在教育局工作的阿姨，她毫不客气地劈头批评我：“你爸爸最疼你这个小女儿了，我看他每次出差都专给你买玩具，你‘文革’中怎可那样对待他!”令我好生赧颜。后来我曾问父亲，对“文革”中我与家庭“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心里可有芥蒂?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和你妈散步时，曾几次在马路上有人特意跑过来给我鞠躬，口里说：‘老局长，对不起，文化大革命我不懂事，参加批斗你，请原谅……’我总是对他们说，“没什么，认识错误就好……其实我哪记得他是谁。那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听毛主席的话，我怎可怪你们?”但我感到对不起他、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我没有给他一个女儿应有的安慰。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父亲对我们子女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或生活上的要求，从没有与我们谈及经济上的事情，以至我直到现在，还不清楚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前后他每月的工资是多少?父母亲生活简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衣服能保暖就行，从不追求精美高档。他只要求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有所作为。我发现，只要看到我们做出成绩，就是给他最大的安慰。当他在报上看到我的论文获汕头人行与特区晚报合办之《金券杯》的二等奖，又听说我还有些文章获中国经济特区第六届金融理论研讨会和广东证券市场发展经验交流会的人选参会论文之后，他就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这些文章拿给他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想起来，我是最让父母省心的子女之一。下乡十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委屈，我从来没有向父母诉苦求援。为争取经济独立，我每月坚持出勤30天，曾有一年分红，除了稻谷、大豆、稻草等实物外，还得了近百元现金(要分几次才拿到手)，竟创了全村女孩子的记录，连村里人都佩服不已。父亲平反时有一政策，可以照顾一名子女回城。当时我和哥、弟三人尚在陆丰农村插队，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让二哥先回吧，他年纪较大。后来父母亲离退休时，尚有顶职的政策，两个名额都给了弟弟和弟媳。我回城是公社党委在当年仅有的5个全民招工名额中，专门拨出两个照顾我和另一知青先进典型的。回来后的工作安排，是单位的人事部门到招工办挑选档案而定的，父母一点心都不用操。甚至我的婚事，也是父母给我定下的，他们信得过的人，我没理由信不过。我回城时考大学已经超龄，有朋友知道我这个大学迷的心病，特意告诉我汕头市业余大学恢复招生的喜讯。我虽凭自己底子好和在农村一直坚持自学而一举考中，但由于那时父亲刚复职不久，为了避嫌，报名时我还故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晓红”。我认为，不沾父母的光，不给父母添麻烦，有事尽量自己扛，这也是对父母的孝顺。

父亲当官可真辛苦，经常忙到顾不上三餐，家里时常因为要等他回来而不能按时开饭。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局长，没有用过一个秘书，无论工作计划、年终总结，还是工作报告、大会发言，都是亲自动手，他曾对我说：“秘书哪知道我要说的话?如果秘书能写，那秘书岂不成了局长?”我在档案局查找他的文稿时，还发现他作为教育局局长，亲笔设计的表格和写给市委的请示报告。尤其是他复职后，正是拨乱反正的当口，许多蒙冤数十年的人络绎不绝相继向他反映问题，寻求帮助，加上正常的工作，8小时的办公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够用，所以人们往往找到家里来，以至他时常要边吃饭边同人家谈话。当时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他深知要从根本上拨乱反正，让遭“文革”重创的教育早日走上轨道，必须从“人”着手，这是第一把手无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也不忍心拒绝饱受苦难者的求助。那时他在“文革”中被摧残的身心尚未恢复，又已60多岁，实在顶不下去了，就躲到附近陈谦同志家去，借个地方午休，累得他冠心病一再发作。三叔曾在当年全市教育系统第一次平反大会后问他：“你怎么在这样严肃的大会上发言嘴里还在吃着东西?”他解释说：“我当时心脏很不舒服，是嘴里含着药。”当时外孙寄养在家里，亲眼见外公一把年纪还那样辛劳，一次有人跟他开玩笑：“你长大了想做官吗?”他不假思索马上回答：“我才不要呢!象外公这样忙，这样累，做官有什么好?!”我那时刚从乡下回来正积极投入新单位的学习和工作中，有时也忙到回家累得吃不下饭，忽略了父亲年老体弱多病的身躯是难以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的，没有劝他悠着点。其实，即使我劝了，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连与他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伴的百般规劝，甚至说出和做出极端的话语和举动，都无法阻止他的“博命”，以至一度伤害了笃密的夫妻情。当三叔预感这次大哥恐难康复，国庆节前夕在他病榻前作出四句诗，当面念给他听：“一生忠贞为革命，无我无私全公心，历尽折磨终无悔，鞠躬尽瘁好精神”，父亲听了笑着说：“你过誉了”，又说：“你念给大嫂听没有?”父亲一辈子从不居功自傲，他把奉献当本分，他是多么希望得到老伴的理解啊!临终的前两天，回光返照的他还一再对我母亲说：“这辈子我真对不起你……”全然没有想到自己所受到的多少误解和委曲!

父亲退下来后，时常有学生来看望他。这给他的晚年带来了很大的慰籍。但是记得有二、三次，他怅惘地对我说：“今天又一个学生说要到外国去定居，来向我告别。人才都走了，国家建设怎么办……’’可造成人才外流的客观环境不是我们个人所能扭转和改变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我隐隐感觉到，父亲晚年心境不是很好。他清醒地看到党风不正及其所带来的危害，在生命中最后一篇尚未完稿的文章中还在强调“搞好党风，才能端正社会风气，优化社会环境……”他很清楚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顾身体多病，四处奔波邀请动员老同事、老同志参加“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尽管遭到了不少婉拒，但他并不气馁，仍不倦地扩大他的同盟军。他在《汕头教育》杂志上看到好文章，就想方设法找到它的作者，诚邀他加盟“关研会”，一些老同志在他锲而不合的精神感召下，也投身到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中。2000年省里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汕头市“关协”才顺理成章升格，从而实现了父亲自1991年起就近十次向市委请求成立“关工委”的夙愿，他所挚爱的事业终于得到上级的肯定。“关工委”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哎呀，现在的工作可比过去好做多了，简直是天壤之别，你爸要是现在还在，该有多高兴啊!”可惜，他这开荒牛已经看不到了。

老领导李习楷同志曾对我说：“你爸在教育事业上立过大功，大家都清楚的。他一生甘为孺子牛，对教育事业是一往无前。他是因为累的，年纪那么大还要写总结，才垮下去的。我说他‘矢志育才千秋业毕生甘为孺子牛’，他确实很执著。他是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的。”这一番实事求是的话，很使我感动。据我所知，那篇导致他倒下的总结是因为当时关协的老同志各有实际情况都无法承写，结果他这个名誉会长不得不勉为其难，毕竟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他连续几个晚上为这篇总结绞尽脑汁，辗转难眠，身体终于顶受不住垮了下来，病魔也就乘虚而入，只一年多时间就夺去他的生命，尽管他做过顽强地抵抗!

父亲平时很注意积极锻炼身体，就是在“文革”那样黑暗的日子里，只要条件许可，他也坚持做操打太极拳。他对我说：“我要争取活到100岁，做健康老人!"在一篇文章里他说道：“我要争取多活几年，为党多做贡献。”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他是极不愿意这么快就离开他挚爱的教育事业和人民的。他去世前最后一个生日，我们众子女聚在一起为他祝贺。那时他已被病魔折磨得无法进食普通饭菜了，喝下他最喜欢的鱼粥后，他拒绝回卧室休息，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在边上看着，坚持到我们吃完饭。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床了。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啊!

父亲一辈子只为他人着想，只求为他人奉献，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他都坚持自理；他在病重期间，还努力坚持每天在室内散步，尽量不卧床，直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他一再向护理他的老保姆表示感谢，为他的无法自控给她造成的麻烦表示歉意；他不许外地的子女亲属回来看他，也叫他们不必前来奔丧，生怕影响他们的工作。早在几年前他就与母亲商定：身后事一概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他一生过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努力过、奉献过，已经足够，他不在乎身后的荣辱，真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连最后一点哀荣都不享!这一切皆缘起于他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而老同志老教师的追悼会，只要他知道的，却场场不落地莅会，甚至有时还从住院探望到向遗体告别到参加追悼会，从头到尾对老同事及其家属表示绵绵持续的关怀和慰问。有谁知道，这让作为他的家属的我们，为他担惊受怕了多少，因为他自己也已是行动不便的耄耋老人!

父亲的“忠”是颇受非议的。经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积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我也深深懂得，忠诚是要有脑子的，要懂得识别分清什么是真共产党，什么是假共产党，对假共产党的名义，行谋取私利之实的堂而皇之的号召和行为，再不能盲目地相信和狂热地跟从了，要敢于对一些貌似为公实质为私、貌似为民实质为己的东西进行抵制和揭露，否则只能被人利用，使文革悲剧以另种形式重演。但父亲是对信念、对事业、对人民的忠诚，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是利在千秋的事业，他一辈子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入党的誓言，所以他能够做到全身心的投入，他忠实守信，说到做到，身体力行——我回城工作不久，听到一个曾与他一起关在“治安指挥部”的小青年对人感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自己被共产党抓起来整到那样，还老教育我们要听共产党的话，他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干部!”所以他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是必然的。

记得曾在96年10月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人生在世，风风雨雨几十年，其中有成功，也有坎坷；有顺境，更有逆境。倘能做到成败不迷、荣辱不惊，始终以善良、友爱、坦荡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对待他人，凡事遵循做人的道理法则，那就是领悟了人生的真谛。遇上人格卑鄙、阴毒、对他人施以冷枪暗箭的势利小人时，何不以君子之心待之?当面对一些’莫须有’的侮辱、挖苦乃至诬陷时，何不以平常心待之?一塞世上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事，何必为一时的输赢而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不要对一时的成败而耿耿于怀，也不要为一些无谓的失意而斤斤计较。因为我们自有应该做的事，自有应该走的路，自有更远大的人生目标。

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大智慧、大境界。”

窃以为，这真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此次征集整理父亲的生平，使我对他的一生有了从所未有的了解——

当我得知父亲于文革后期有6年是在他解放初作为共产党代表接管的那一所学校中被监管劳动，我惊叹父亲何以顶得住这种精神折磨!这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在听了侨中老教师们充满真情的座谈回忆后，我才更加理解，支撑父亲挺过那段黑暗日子的，还有这些善良的普通人!是他们的每一声充满敬意的轻声招呼，是那每一次默默的礼让，是那每一次随手、看似无意的帮助，给了他布满伤痕的心莫大的抚慰，使他得以满怀信心地等来了春暖花开。这是他好人有好报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必然——真情在人间，在社会的底层!

他并没有因为在文革中遭受严酷的迫害而动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一俟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就又义无返顾全身心地投入。他要报答人民对他的厚爱，激励他拚命努力工作的源泉来自于人民大众。

他当领导，不是为了做官老爷，而是将“领导就是服务”的理念贯穿于他的整个行政领导生涯之中；他以身作则，公正无私，自己的三弟和大女儿都是1962年起就走人教师行列，但直到退休还都没有分到教育系统的一间房子!他敬业，挚爱和悉心培养有才华、有事业心的人；他心地善良，体恤群众疾苦，尽力为下属排忧解难，春节上门慰问教师或上医院探望病人，是发自内心对人的关心，给人带去由衷的关怀；他明白共产党人的真谛是为人民服务，他身为领导，就要给群众带去党的温暖，凝聚热爱事业的有才华的人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他们的工作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

他的责任心非常强，不管是否自己的份内份外事，只要看到了，感觉到了，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说，就管。他不顾他人白眼，以一个普通离休老同志的身份努力奔走游说于在职领导干部之间，这是许多人所不屑去做的。在有些人眼里，他很“傻”、“不懂得享受”，他总在犯忌，破坏官场规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如果放在现在，他很可能当不上这个局长，或者当上了，也不可能长久，因为他太忠直了。我不禁为父亲曾经尚有一个发挥自己才能为人民服务的位置而感到万幸!

父亲一生忠诚正直，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象眼里揉不进沙子一样，对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的行为深恶痛绝，对这样的人，他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这触及某些人的个人利益，遭致了一些卑鄙小人的积忿。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当中，大家都公认，解放以来，父亲是个“老运动员”，每逢运动一来他总要挨整，在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吃尽苦头，这其中，父亲的嫉恶如仇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他毫无悔意，依然一如既往。在整理他保留不完全、所剩无几的手稿时，我看到他还在一次讲话中对青年人提出：“希望你们成为反腐败反贪污的模范，对腐败现象要敢于斗争，敢于揭发，决不调和!”只是，倘若知道现今反腐败的社会环境比他当年更加复杂，“你要真的想反腐败，说不定第一个就会反到你的头上!”(张平《抉择》)；倘若知道现今反腐败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一时或数年的委屈，而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甚至血肉之躯；倘若知道他的小女儿“决不调和”、绝不妥协的不幸遭遇，不知在九泉之下、一辈子长于发现亮点、发掘正面积极因素的他，会作何感想?!

从老同志们的回忆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父亲是个党性和人性完美结合的一个好人。而今我也是有三十多年工龄的人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一身正气、公正无私、忠于职守的好领导手下工作，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不仅能使你心情舒畅，还能使你充分发挥潜能，让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为祖国建设做出各自竭尽其能发挥到极致的贡献。因而，这样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昌盛同样何其重要!

朱镕基总理在2002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然而，政府是由公务员组成的，政府工作是由公务员完成的，公务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决定政府的形象和性质。

刘少奇同志说过：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我衷心希望，这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好党员、好领导，给我们老百姓的安逸、为我们祖国的富强带来切实的福祉。

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不信任何鬼神也不相信有什么上帝，但我愿为此虔诚地深深祈祷。

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