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景生同志是1950年昆明解放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昆明市的最高领导人，我对他非常敬仰。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永远令我怀念的人。
　　1950年3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通知，建立中共昆明市委，任命谷景生同志为市委书记。市委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这一任命。景生同志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昆明刚解放，要及时做好接管工作，建立新的工作秩序。今后昆明的中心任务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当时，市委机关建在崇仁街静定巷“愚园”，谷景生同志办公和居住也就在“愚园”。
　　我当时是昆明市委后补委员，昆明团市工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每次市委委员开会，都吸收我们几位后补委员参加。所以我得以直接在景生同志领导下工作，经常接触到他。他的教导，他的工作作风和指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让我永远怀念。
　　景生同志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5军政委，昆明市委书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他领导下工作，觉得他好像是一位可亲可近的长者，按照当时的习惯，我们都亲热地称呼他“谷政委”。
　　在不到一年的相处中，谷景生同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景生同志经常给全市党员干部作报告。地点就在“愚园”市委机关的礼堂内。他作报告时经常爱做的一个动作是用双手把衣袖卷高，好似要做出一副奋勇投入战斗的样子。他的报告给我永生难忘的是传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关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的教导。毛主席说，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此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谷景生同志不只一次，而是多次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讲解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培养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牢固地树立起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这些教导，让我终生受用。回忆那时的工人阶级，翻身得解放，也真是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在城市中发挥了主人翁的主力军作用。
　　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是：深刻感受到谷景生同志对干部的爱护。1950年下半年后，昆明市郊区农村开始进行减租退押。我们团市工委宣传部的一位部长，家庭出身是地主，当时省农协召开大会，批斗地主，她的亲属也在接受批斗的行列之中，于是她请宣传部里另一位同志到批斗会场门外看看情况回来转告她。这事被揭发后，大家认为她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与地主家庭没有划清界线，问题很严重。于是团市工委机关开党支部大会，多次对她开展批判，她一次次检讨都过不了关，批判会持续了好多天，纠住不放。后来事情报告到市委，很快传来“谷政委发话了”，谷政委说，已经检讨了多次，对错误也有了一定认识，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这事就算可以了。使这位干部既受到了教育，也得到了保护。不久，全省分批分期开展土改，她被派下乡参加土改工作队，先后在呈贡和鹤庆县搞土改，表现很好，还当任了土改工作队的“片长”，领导几个乡、村的土改工作队，在全县的土改工作会议上作过经验介绍。
　　1950年10月下旬，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1月，全市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高潮。谷景生同志奉调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离开昆明。
　　匆匆几十年过去，后来才知道谷景生同志是1935年暴发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景生同志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谷景生同志遭残酷迫害，被监禁和清除出党，含冤屈辱长达12年之久。
　　谷景生同志对爱情的忠贞，也是令人感动的。1957年“反右派”时，他的夫人被打成“右”派，有人动员他与爱人离婚，但他坚信她不是坏人，不顾内外的压力，坚持不离婚。而他却因此受到株连，被免了职。
　　最后让我用谷景生同志笔记摘录中他自己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因为人类有了不起的情感和思维，因而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在我心目中，谷景生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是一位可尊可敬的革命老前辈，是我学习的楷模，是我永恒的记忆。
　　（作者原系昆明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