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景生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航天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2007年11月，在建院50周年之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为进一步宣传展示50年来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的典型人物，历时六个多月，经过两上两下的推选程序，推选出50位代表性人物，谷景生同志为其中之一。1957年3月，谷景生担任国防部五院副政委兼一分院政委，和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在一院任职期间，谷景生组织领导创建工作和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准备工作，参与领导导弹研制队伍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坚持执行正确路线，保护知识分子，参与主持组建导弹研制的政治工作系统，为我国火箭导弹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对于中国导弹事业的创立,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说:“1956年2月，钱学森同志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开始由周恩来、我和钱学森同志筹备。1956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委，由我兼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同志兼任副主任。委员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同志。安东同志任秘书长。领导我军的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1956年5月10日，聂总（人们对聂荣臻元帅的尊称）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1）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领导导弹的研究与生产工作。由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总工程师。（2）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为保密和便于对外联络，经彭德怀、黄克诚同意，将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分别改称国防部第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7月，军委决定建立五院，隶属五局领导。1956年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聂总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 

    1956年底，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建设项目停下来，有的在进行调整。对于导弹武器的研制，仍然坚持自力更生，但要适当放缓一些。在这种形势下，钟夫翔于1956年12月8日向聂总报告，建议将五局、五院的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当时的组织形式是：航委领导五局，五局领导五院。五局是管理机关，而五院却没有办事机构。所以，钟夫翔建议将五局同五院合并。这样，既减少了中间一层机构，又使五院有了比较完整的办事机构，达到精干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1957年2月14日，聂总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月，军委决定撤销防空军，防空军同空军合并。3月初，军委决定原防空军副政委谷景生任国防部五院政治委员，原防空军副参谋长刘秉彦任副院长，钟夫翔调任二机部副部长。1957年3月，五局合并到五院，当时称之为局院合并。3月12日，刘秉彦到五局告诉我，他同钟局长、谷政委已商量好，要我立即到五院任组织计划处处长，把组织计划处建立起来。并说组织计划处的基本任务是：负责五院各项任务的规划与计划；组织对科研、生产、技术协作等各项任务的落实。五院的机构将设置二处、二部、二室。即：组织计划处、干部处；政治部、院务部；办公室、技术资料室。这样，从1957年3月起，我认识了谷景生政委，并在他的领导下，负责导弹事业的规划与计划工作。 

    谷景生政委1957年3月到五院工作，1958年6月初离开五院，到总政群众工作部任部长，在五院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和老专家们谈话交朋友，而且常常和青年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他同政治工作人员说，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要深入，要细致，要同他们交心交朋友。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是要像指导员一样，按指导员的方法工作。但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却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工作。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比我们强得多，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要虚心、热心、关心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我同谷政委第一次接触，他坦率地对我说，业务工作我不懂，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大事党委定，党委决定了的事，你们就大胆地工作，而且是创造性地工作。谷政委的话，一下子使我的心踏实了。我想，在这样的领导人手下工作，心情会舒畅，工作会做好的。所以，我们虽然刚刚认识，但却和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谷景生政委和刘秉彦副院长到职后，由原防空军调来一些政工、行政人员和几名科技人员，加强了五院机关力量，并且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一、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谷景生政委、刘秉彦副院长请示航委，要求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解决科技人员的参军问题。航委同意科技人员参军。总参授予部队代号，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ＯＯ三八部队。8月1日举行了入伍仪式，并授予了科技人员军衔。历史证明，科技人员的参军，对于这支新生的国防科技队伍，树立对事业的神圣感，对于军人的荣誉感，提高保守国家机密的警惕性，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培养敢于碰硬,勇于攀登,严谨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二、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7年五六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场政治斗争，即反右斗争。当时五院人数不多，青年知识分子134人，老专家36人。在反右斗争开始时，五院内动静不大。后来，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来了200多人，他们同学校的联系较多，再加上上边对反右斗争有所布置和要求，因此，五院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激烈的言词，在大字报上出现了，但多数是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的不同看法。怎样对待这些问题，从领导到群众认识很不一致。当时社会上反右之风甚盛，五院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一些善意的批评也上纲上线，说成是反党。例如，当时院务部有的同志对伙食有些意见，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于这样的意见被说成反党，这就太过分、太离谱了。但在那种风气下，人们却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在这种形势下，谷政委正确地掌握政策，坚持不划右派。对于老专家们更爱护备至，不准随便点名；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则引导他们正确区分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所以在那场斗争中，五院只有一名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事后，许多当年经历过这场斗争的人，都称赞谷政委掌握政策稳妥，不为风气所动。尤其是和后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相比，更感到谷政委是一位有见识、有水平的可敬长者。 

    三、确定研制基地 

    谷政委到五院之时，五院是在北京军区空军医院（四六六医院）和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内办公。这两处地方都没有发展余地，不可能形成研制基地，必须寻找新的地址。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办。当时曾设想在八里庄附近一带建设。谷政委看了之后认为，移民太多，靠城区太近，不适宜建设五院这样的项目，所以确定另外寻找新址。1957年4月中旬，我同刘涣臣一起到某地察看试车台建设地址时，发现山下一处院落很大，却几乎无人出入。那时，那一带比较荒凉，闲荒地很多，有利于将来的发展。经多方了解，始知这个院落是属于中央联络部的，名为马列学院二分院。我将这一情况向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报告之后，谷政委、刘副院长即到实地察看。当时，我们只能在围墙外边及其周围观看。即使这样，大家在看了之后，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并要我马上向航委秘书长安东和聂办主任范济生汇报。5月6日，范济生通知我到他那里拿一封信，到中联部去办理将马列学院二分院地址划给五院的问题。我到中联部之后，李初黎副部长接见了我，并说：“聂总于5月4日已同稼祥同志说好，将马列学院二分院财产全部无偿交给五院。但需待马列学院的学员全部处理完毕之后，五院再进驻。现在可先接过去，办理好财产转移手续。那里还有120名工作人员，请你们留下来安排。”谷政委、刘副院长完全同意李初黎副部长的意见。第二天，我和刘涣臣同中联部、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办理手续，由财政部将全部财产，由党中央直属机关名下划到国防部五院。6月16日正式接收过来。实地一看，比我们想象的还好。有三栋办公楼、四栋宿舍，有礼堂，有门诊部，还有牛奶场。院内院外都有发展余地，距离选定的试车台地址又很近。谷政委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大展身手了。 

    四、组建第五研究院一分院 

    1957年5月，外援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于5月11日晋见聂总，转达了苏联方面为了在火箭技术方面帮助中国，希望对以下五个问题得到了解：（1）中国在火箭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2）中国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训练干部的可能性；（3）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4）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必须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5）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制度。根据航委通知，谷政委要刘秉彦、林爽副院长召集专家们，在技术方面进行座谈，准备资料。组织计划处则对有关生产、协作、物资、基建等方面准备资料，并起草了五院第一个保密条例。整个资料于7月10日报送航委，为同苏联谈判做了很好的准备。1957年9月3日，中国政府组成了以聂荣臻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陈赓、宋任穷、李强、万毅、钱学森、刘杰、王诤、张连奎、刘寅，李强兼任秘书长。另有顾问13人，工作人员八人。于9月10日开始同苏方以别尔乌辛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谈判。9月14日，别尔乌辛提交了两国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的协定文本。这个协定于10月15日签定（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10月30日，粟裕总参谋长，黄克诚、陈赓副总长召集王诤、朱明（通讯兵部政委）、李强、安东、钱学森、谷景生、刘秉彦、林爽等开会，就“十月十五日协定”签定后产生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导弹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等问题做了研究。一致同意由五院为总院，统一领导五院和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11月1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周总理报告，建议：以国防部五院为总院，统一领导五院和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作为五院的一个分院（定名为二分院），其党政工作、物资保证、行政管理，均由总院统管。调王诤同志任五院副院长，全力领导五院的工作。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刘有光为政治委员；王诤为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谷景生为五院副政治委员兼一分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12月13日，航委秘书长安东转达国防部通知，通知说：“遵照国防部指示，国防部五院及所属第一、第二分院，均按学院一级行使职权（当时军队学院一级为兵团级，安东秘书长这一通知用书面形式送达五院，现存航天科技集团档案馆）。” 

    按照组建一、二分院的方案，经过半个月的准备（打扫分配房间，准备营具、炊具，组织运输车辆等），谷景生政委率一分院人员于1957年12月3日全部迁往长辛店。并组成了八个研究室。因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关，所以五院机关的大部分人员随谷政委到一分院工作。我留在总院办公室工作，从此，我同谷政委即分开工作了。从谷政委在五院初创及建立五院一分院过程中，谷政委对于导弹事业的创立费尽了心血，而且他所创建的框架，一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务与人员的增多，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化。谷景生政委的远见卓识，对航天事业的贡献，航天人将永远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