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征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查官顾问组组长。

　　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对于控诉方和辩护方来说，这都意味着是最后机会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1947年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征燠登场进行盘问和反驳。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首先让他们提供的第一个证人爱泽诚出庭作证。爱泽诚作证说，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征燠讯问爱泽诚：“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贤二1935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爱泽诚摇头说：“不知道。”

　　倪征燠问：“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爱泽诚不说话。

　　倪征燠拿出一份由爱泽诚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爱泽诚无话可说。

　　倪征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出了一件物证：《奉天特务机关报》。

　　1935年，在日本关东军出版的《奉天特务机关报》上有这样一段话：

　　“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倪征燠引用这份文件，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一起。

　　这时土肥原贤二的美国辩护律师华伦立刻发言表示反对。

　　倪征燠回忆说：“一个美国律师跑出来说，这个同土肥原贤二的案子毫无联系，讲的是一个老虎。我解释说那不是一个老虎，而是形容老百姓怕他，一提到就像老虎来了，有些地方老百姓说：‘孩子，老虎来了，土肥原贤二来了。’用土肥原贤二这样子的人，是吓唬小孩子，让他早点睡觉。我当时当然也没法子举证，但是有这样的传说。‘谈虎色变’是我们的一个成语，就是形容大家对他的可怕。”

　　高文彬回忆说：“谈到他们两个都像老虎一样，大家恍然大悟，都笑了，法庭里面很多人都不知道，一说出来之后恍然大悟，这样，这份报告证据对土肥原贤二是致命的一击。”

　　倪征燠等到笑声停下来之后，进一步解释道，之所以要提出这份证据的原因是，证人爱泽诚一开始说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坦白，这是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的一种，我现在针对证人的陈述，提出被告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规定的“反驳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的要求”。

　　华伦说不出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师席。

　　倪征燠所提出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们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当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贤二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贤二。

　　桑岛主计见土肥原贤二执意把溥仪带到了塘沽，桑岛又给外务大臣拍发了很长的电报，详细叙述了土肥原贤二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用小汽车运到塘沽后，又用船载到大连的经过。

　　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

　　倪征燠成竹在胸，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岛主计打给本国政府外交部的电报。

　　倪征燠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你不是汇报说，你和土肥原贤二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贤二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在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的最后时刻，他放弃自己亲自辩护的权力。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

　　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出土肥原贤二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和进行反驳。

　　土肥原贤二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组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他们为了对付土肥原贤二，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搜集了一大批证据，几乎是成竹在胸，只等着在法庭上向土肥原贤二发起强大攻势。但土肥原贤二的沉默让他们无计可施。

　　这一年的9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严重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

　　痛击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的口供书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是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的。

　　倪征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战板垣征四郎。中国检察方面很紧张，板垣征四郎也很紧张。

　　高文彬回忆说：“倪老负责跟板垣征四郎的辩论，如果他失败了则代表我们中国检察组全部失败了，他甚至说：‘我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就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板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

　板垣征四郎是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板垣征四郎在口供书中认为，“皇姑屯事件”，即成为后来“九·一八事件”导火索的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东北军处于1对20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自卫行动。

　　针对如此奇怪的理论，倪征燠盘问道：“你承认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前就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你同意制定这个作战计划吗?

　　板垣征四郎答：“我有必要向你说明一下这个作战计划。”

　　倪征燠：“我不想听你的说明。我要问的是这个作战计划是报告给了中央并得到同意了吗?是那样吗?”

　　板垣征四郎：“是那样的。”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方证人和证据的田中隆吉与木户日记也都被中国检察组用到最大限度。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征四郎无话可说，也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你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板垣征四郎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此时的倪征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在倪征燠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征燠说：“我有一个遗憾，土肥原贤二不出来为自己辩护，按照英美法律，被告可以不出来，当然我也不想放弃我的质问。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两人一搭一档地搞侵华，网罗汉奸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它突出来，这样土肥原贤二虽然不出来，但是我在质问板垣征四郎的时候，我就把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带出来。”

　　倪征燠盘问板垣征四郎：“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贤二?”

　　倪征燠回忆到，在那次审判中，当他对板垣征四郎做了一连串气势如虹的反驳指控时，他说，他觉得当时背后有亿万中国同胞的支持，他几乎要流下眼泪，全场寂静无声：“有人说，在审判时候一种艺术就是你指东划西，就是指东连西，我问是问你东，但是这个事情是同西联在一起的，所以我把这个事情点出来，一箭双雕。这是当时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事情联系起来，幸亏板垣征四郎出来，要是连板垣征四郎都不出来的话那就麻烦了……”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在这10天里，倪征燠代表中国检察组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

　　这是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具锋芒的时刻。倪征燠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对英美法的精深理解征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人。直到很久以后，倪征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神勇表现还常常做为法庭控辩场面的经典被人提起。

　　倪征燠和中国检察组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在满洲和中国阶段所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