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学弟兆盖发来短信，告知其恩师北师大知名教授张守常教授仙逝的消息。一时间内心感到无比悲痛。兆盖是先生的入室弟子，跟随先生7年，师徒之间的感情自然不用说，我虽然未能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大学四年还是有一段时间聆听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料学》课程，自然收获不浅，先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老师。

先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料的熟悉可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比，但在我们的史学界，很多学者对史料的掌握很是不屑一顾，因为掌握史料、熟悉史料是很枯燥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在“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上产生了不少分歧，传统史学强调“论从史出”，即历史研究的观点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只有挖掘出大量史料，通过史料来说明观点，所以看过去学者的论著，往往引述大量的史料，观点在摆明史料时候，自然而出，这或许是乾嘉学派的学风。但是后来由于我们过分强调理论，所以学者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再从史料中爬梳自己需要的史料，这样的历史研究方法注重的是理论，而对史料不完全重视，史料不过是历史研究的佐料，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只要自己有一套理论支撑，就可以说明问题，言之有据了。所以看现在的论著，史料没有多少，却往往是数十万言。

“论从史出”强调的是史料的重要性，既然以史料为基础，穷尽史料是最基本的方法，但对于强调功利的学者来说，爬梳史料劳神费力，谁愿意皓首史料，甘做毕生之功。

张先生是我们在上学期间最敬佩的一位老师，先生不仅说话幽默、风趣，而且对北京掌故、近代史料尤为熟悉，素有“活北京”之称。如果和先生闲聊，可以了解到许多历史掌故和历史教科书上无法知道的东西。记得我们上学期间，先生为我们讲近代史料，其中就曾以故宫为课堂，先生带着我们从天安门讲起，一路往里走，边走边说，在他的言语中，故宫不仅仅是一座皇宫，而是中国几百年历史的见证，一砖一瓦，一柱一椽都变成了活历史。几百年间曾经发生的历史都被先生徐徐道来，我们一个班也不过几十个人，但跟在我们后面的有上百人，甚至当时故宫给外国领导人当讲解员的头牌讲解员，闻听张先生到来，也跟在我们的队伍里聆听先生的教诲。有先生在，故宫还是很给面子的，许多不对游客开放的地方我们都能参观，甚至午餐也是故宫供给，尽管只有一个面包、一瓶汽水，但在当时也算较高礼遇了。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故宫之所以能给我们这些礼遇，完全是有先生在。因为先生曾给故宫的讲解员上过课，重点当然是故宫的逸闻趣事。

先生知识渊博，那是有目共睹。想一想搞史料的，如果看的书少，又岂能掌握如此多的知识？诚如故宫、国家博物馆的那些文物鉴定家们，正是他们能接触到如此众多的文物，见多识广，也才能成为文物鉴定家。有些时候我们曾和先生聊天，问及先生何以知道那么多？先生很是谦虚，一句话就是多看书，看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多了。有一次我们问先生“文革”中是如何度过的，先生乐呵呵的说：打扫卫生。先生说：别人打扫卫生、扫大街受了不少洋罪，我可是大有收获，当时的造反派操家把别人的书籍扔的到处都是，我就趁扫地的机会偷偷捡一些珍贵的书籍藏在怀里，偷偷拿回家。捞回了不少宝贝。每每谈及这些往事，先生总有一丝洋洋自乐，可不是，当“文革”中中国文化遭受空前浩劫的时候，先生冒着挨批的危险，“捡回”那么多书籍，一则表明先生对书籍的垂爱，二则也说明先生对文化浩劫的痛心疾首，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护着文化。这一点恐怕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很难做到的。先生说，有一段时间，垃圾堆、厕所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也正是大量图书被扔弃、被损毁的场所，在这些地方私藏一些珍贵书籍，也是那些造反派们不曾想到的。谁曾想一个被打倒的学者，却在利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的文化。

先生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他的学问和他应受到的待遇不成比例，但这样的学者中国还少吗？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做学问，不跟风、不跟潮，学术水平大家都打心眼里敬佩，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名望，而有一些人学术水平不怎么样，但在学界名声很高，应得的荣誉、不应得到的荣誉齐聚一身。但是学问就是这样，真正的学问家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世，当时名声显赫的学者未必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当时或许名望不高的学者也许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关键还是学者的学术成果。

一个不计功名、幽默风趣、学识渊博的学者走了，他所留下的或许若干年后才能被发现，我们所敬仰的不是当时学术红人、学术明星，而是若干年后在青史上还能搜检到的那个名字、那本书、那篇文章。